Chinese journal

姓 名: 青春燥动
Email地址:
主 题: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
内 容:
和您一样,我的脉搏里燃烧着炽热青春的火焰.
和您一样,我感到这世界充斥着麻木,空泛和虚伪.
和您一样,传统的教育使我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前辈的名声是用
不断的革命换来的,我们也要用暴风骤雨的运动荡涤
这充满铜臭的腐朽世界.只有革命,才能展现我们的
刚强.只有革命,才能在这历史长河中写下我们这一代
深深的印记.

和您一样,我深信这样一句格言: 与其庸庸碌碌地活着,不如轰轰烈
地死去.

让我们一起: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该出手时就出手, 干!干!干!干!干!!!!!!!!!

再议高人：我们缺什么？
＝＝＝＝＝＝＝＝＝＝＝
关于“高人”的话题，其实是个很有兴趣的话题，而
在其背后，其实又蕴含了很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这是
我所以要几次提及的根本原因。但这个问题，其实又
是很大，很杂，所以不能笼统而言之。

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到底缺的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可以采用排除法，就是首先回
答，我们不缺什么？

直接可以点出的几点是，不缺历史，不缺经验，不缺
聪明，不缺吃苦耐劳，甚至有时也不缺拼命的三郎的
气概，不却与人斗的经验，不缺心细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等等。

那么到底缺什么，使我们到了五千年后的今天，反而
却走在了人家的后面呢？

我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从来不愿甘
当出头鸟，从来不愿第一个吃螃蟹，从来不愿走在队
伍的前面，遇到“高人”，总是要抬起头来看－－即
便外表上装的满不在乎，可心底里却就是少有这样的
信心，去和他平等的站在一起；而一旦哪一天，自己
居然也成了高人，譬如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之后，就
要过把隐，把以前久抑的抬头病纠偏成俯视状，于是
看天下苍生如无物，等等；于是可以藐视别人，藐视
集体，藐视历史，等等。

而隐藏在其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看还是四个字：
缺乏“自信”。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但要说，而且要很坚定地说，
忘记掉“高人”“低人”的心态，至少要向自己心底
里的这样的心态挑战！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人的识
见，各有千秋；人之长足可以补己之短，但不足以抑
己之补短；己之长可以补人之短，但不足以抑人之补
短。只有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系统，才能滋生，才
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运作。否则，心里非要存有“高
人”“低人”之念，见到“高人”，则必引其句句是
金；见到“低人”，口中的话还没出来，就要大喝一
声“住口”，这是什么心态？

莫忘了，正是这样的看似平常而自然的心态，正是在
长期和在宏观上颓废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和自信，使她
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慢慢走向萎缩。而一个民族要想振
兴，没有强劲的创造力和勃发的生命力，是绝不可能
的！同时也正是这样的病态的思想方式，给一些“高
人”或想当“高人”的人，一次次地提供了作乱的契
机和支持，使他们总能一次次地以“高人”的姿态引
导着缺乏了自信的“低人”们，走向盲动，走向退步！
这，我想这正是我们的最大的病根之所在！

总之一个观点：自信，自信，再自信。一个人的长处，
可以引起我们的尊重－－那是为了向他曾经付出的努
力表示的应有的敬意－－在尊重之下，并虚心汲取他
的长处。除此之外，任何更远的一步，都是错误的！

CG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39:05
标题: 随口跟几句

回应:

老猪深有同感。于是乎想起两个例子：
一对洋教员夫妇从他们的寓所窗外看到一群来自各地
的中国专家散步，走在前头的是某大牌“高人”，他
背着手挺着肚子在那里悠闲地漫步，后面的“低人”手
放在前头，腰略前恭，面带微笑，形成一只散步小队。
后来，那高人先进楼了，剩下的低人大概自然升格成了
高人，都把手被在后面，纷纷挺起了肚子。这下子隔窗
偷看的洋人则笑破了肚子，后来夫妇俩给俺们当堂学说
并加表演。

还有一个例子：俺的一个高中朋友上某重点大学时有幸成为
新生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为老生送行。他背下了台词，
不拿稿子上台发言，结果台下认为他玩弄洋风度，他打了
个坌，惹起哄堂大笑。发言后某校长或副校长训斥他说，
你看人家老书记都照稿子念，你凭什么这样做？

看到洋人的一些场合，上下级开会发言也会彼此开玩笑，
上级介绍下级时也充满溢美之词，有时甚至没有严格的
上下级之分，场面既正式而又轻松幽默，带有人情味。
初时觉得这是文化传统差异，无所谓好坏之分，但是
细品来，这反映了前一种文化或曰习惯缺乏一种个人
的自尊、自信。当初俺若看到那只散步小队，大概不会注意
到什么，说不定自己也会如此，但是来自不同习惯的
洋员，却敏锐地观察到其中的可笑可叹之处。

自尊自信以及建立在自尊自信基础上的幽默大度友善
和对他人的尊重特别是非上级、非长辈、非熟人的尊
重，是中国人所普遍缺少的。老猪不久前东渡回国，
对此就颇有感触，为此还发了一帖胡话。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但是当年的礼教伦常是不平等
的仁爱，上下之间彼此讲求有爱，但是也必须有礼，强调家
族和君臣等级的尊卑，往往个人的地位要因周围人而定，因
此一个简单地“你”“我”这种人称代词都不能使用，而是
要彼此确定好关系，同辈的也要有个“愚兄贤弟”之分。而
反映家族人际关系的代词则发达的很，辈分一定要搞清楚，
族系也不能忽视，西人的一个COUSIN，中国人要论出表的、
堂的来。

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加上常年的战斗纪律的熏陶，自尊
自信似乎成了稀罕物，至多为少数有风度的大人们在
下人面前表现一下。对下人来说，只有景仰爱戴与服从。
上下级的关系永远不能忘记并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层面。

在吾人呼唤自尊自信的同时，不应忘记，与这种自尊自信
密不可分的是一贯遭到批判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个人主
义的自尊自信以及延伸而成的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珍惜、
对他人和他人权利的尊重，也构成了人权、自由理念的一
种文化基础。

谈到文化传统，西人传统或许要更重个人，但是政治和家族
的等级观念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西方人的祖宗也同样有过，
因此我更觉得有时与其把问题说成中西文化之争继而就牵扯
到捍卫国粹的大义，倒不如将其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
争。现代人要培养出现代的文化心态，对中国人对欧美人来
说，都是如此。

老猪对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永远答不清，依老猪来看，看着
鸡就吃鸡，看着蛋就吃蛋。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42:28
标题: 什么样的社会才较有平等意识？

回应:
平等和自尊意识固然和文化有关，可我觉得社会的
经济形态对这种价值观的形成的影响更大。社会上的尊卑
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尊崇者对受尊者依赖所引起
的。正因为有这种“尊崇”的需要，或者是必须，人们才
可能这样做。由于受尊者所掌握的资源较尊崇者多，尊崇者
希望通过对受尊者的恭维能直接或间接地分享受尊者拥有的
资源，不尊便得不到这种好处。农业社会的等级意识不论
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很强的，那是因为农民对土地拥有者
的相当大的生存依赖关系。在西方进入了工业社会后，人们
的工作选择性比农业社会大得多，也就没必要对上司表现出
从前农业社会里唯唯诺诺的等级心态。一个社会的经济选择
越多，就越能培养相对平等的社会意识。当领导掌握了你的
住房，提薪，福利等生存条件时，你在单位上就不得不对他
(她)恭敬几分。当这些经济条件，资源为国家机器所掌握时，
掌握政权的团体或个人也就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这时人们就
没有“不尊崇”政权的本钱。社会的经济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人手中
掌握的经济资源越多，人们才没有过分“尊崇”的必要，也少了几分对
受尊者的畏惧。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平等意识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式
的多样化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过也正在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
在一个可以随意跳槽的商业社会，雇员与老板彼此间的关系就
更平等。引申到国家，道理也一样。




回应帖 3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November 07, 1998 at 03:37:10
标题: 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回应:
毛（囊）虫提到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的关系，我深有同感。共产党思想体系下的大敌
之一，就是个人主义，殊不知，这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倡导尊重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也是构成
一个良好运作的集体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基础。没
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就难以牢固树立
人权的观念，难以珍惜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
楼下曾争议权利与责任，而良好的权利与责任的互动
也是根植于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上。继而想到楼下
所谈论的国人缺少的自尊自信以及官僚家族和社交
体系以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实际上都反映出个人
主义精神被传统文化和当代政治所联合压制的恶果。

个人主义与重集体轻个人甚至强求纪律、服从的集体
主义截然相反，但是如毛（囊）虫所说，个人主义
往往能建立更好的集体，而靠等级观念和强制执行
而维持的集体主义下的集体，盛大的表象之下，往
往是一盘散沙而已。

个人主义与权利和义务：承认了个人的权和利，
给予个人以尊贵的地位，人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
以主人翁姿态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听命行事、
靠赏吃饭，所谓螺丝钉精神，不过是红药水馋猫
所形容的“奴隶”，主人不在了，奴隶就会偷懒耍赖，
地也就荒了。

个人主义与团队精神：只有个人主义下才有真正
的团队精神。这时候的团队是尊重和照顾到个人
私利的，是自愿或者至少是经过利益考量而后自
行作出决定的结合，也是最能发挥个人创造性的
结合，大家作为个人，为了共同利益，才组成了
这么个团队，牺牲和奉献，也是本着个人本心。
这是真正的团队，而不是皇帝征召来的民夫。

个人主义与忠诚：承认个人自由的忠诚才是真正
的忠诚。当人们可以自由痛骂某某、不理睬某某，
而某某仍能得到一些人的投票、喝彩时，这些人
是他的真正支持者，而他也要好好地对待这些有
个人选择权的支持者。淫威与愚民教育下的山呼
万岁，三拜九叩，是被迫的盲从，甚至可能是假
意的奉迎，也是一种牺牲了多数人尊严的忠诚。

说了半天，晕天黑地，有些语无伦次，不外是为
个人主义叫好。什么民主、法治、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等等，其实都贯穿着个人主义精神。

忽然想起一个现象，一种缺乏个人主义、批臭个人
主义所造成的街头小景，其实这也是某在华的老外
观察到的。有时局外旁观者真的是独具慧眼。

她说，我看到你们熟人之间进个办公室的门，
你让我，我让你，半天方能入内，可是到了
谁也不认识谁的公共汽车站上，人们却是
争先恐后地往门里挤，结果也是半天方能入内。

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如何让化外蛮夷笑话？而且
这个老外观察的不错，确有其事。

我们的仁爱礼义，是有等级的，有秩序的，上下
长幼，亲戚朋友，要有个规矩礼，不能逾越了，
可是到了生人面前，我要是礼貌有加，岂不是
承认他（她）是我的上级或长辈？所以等这个集体
等级圈子一时套不着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个体，面
对其他无法定出尊卑的个体时，就不必守这个
穷礼了，于是“形同路人”真成了冷漠的同意语，
冷漠尚可，路人们争起来那才叫“六亲不认”呢，因
为反正不是“六亲”，认它作甚！

“旁观”的过客说，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造就现代
文化心态，我想大概这也包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
我总觉得，二者很难用老马家人的套话来区分谁
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当领导上把个人主义当做
洪水猛兽、罪恶的精神污染时，难道是因为中国
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允许个人主义精神的孳生吗？

其实，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真正的由人组成的集体，
人群和猪群是不同的。

××× ××× ××× ×××

一走嘴提“猪”字，老猪便不由现了本像。白沫都
快干了，显是说多了，以后注意，少说多睡。

话说当年玉帝不容俺分辨便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由贬俺
下界，后来被那猴子绑着俺上了西天，一路上给
老和尚端屎端尿，上茶添饭，牵马挑担，那菩萨吓唬
俺说，若不去就脱不了妖身，成不了正果，不给解决
仙界户口。列位，这整个就是劳动教养！！！ 况这
一路上等级森严，俺要听老和尚训，挨猴头打，还要
给佛祖菩萨磕头，连点置衣裳的私房钱都攒不得，如
此西行，实是身不由己。既是强拉的民夫和壮丁，就
莫怪俺常要嚷着分行李回高老庄。

同CG聊聊中国人的崇信心理－－接谈‘高人’

内容:
因为中国现在落后了而反思中国人缺什么，这种提法颇值得讨论。实际上，
落后与否，都是建立当今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判别标准上。这种判别标准
表现为主导当今世界的西方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鉴于对"文化的优劣"的判断
缺少客观的视角，这种以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为标准来看待另一种文化，最好用
]"差异"这种修辞，而不是用落后这种说法，否则可有自信不足之嫌
：〕〕。在当今反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化精神时代，连西方社会（起码在
学术思想界）对"落后"一词已经较少使用了。
导致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发展存在差异性的原因，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
清楚的。但把它归结为文化、制度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应该大致不差。您只是
从文化上找原因，并用"没有自信"来概括，我对此不敢认同，觉得您是把博大
的中华文化过于简单化了。

另外，至于中国人是否就不自信，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您讲的"非自信"现象
也确实存在，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人又很"自信"呢！而且"自信"得抱残守缺、
故步自封，历史上太多的事件说明中国人对接受新事物和外部事物都具有强烈的
抗拒心理。

既存在非自信现象，而又存在"自信"现象，这说明用"自信"来概括所列举的这些
事实，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那么，究竟该用什么来概括所列举的现象（包括
"高人"的说）呢？我想从中国人对先验定式的盲从这一角度补充您的观点。

历史上长期处于专制统治的儒家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将人的思想僵固化，并把人
的思想与人的地位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定位。这种"高人"心态，实际上是因为所谓
"高人"表现出了某方面的娴熟技能，于是众人就给他赋予了"地位"。
这种"地位"也是人们做与其地位相符的事情的"合理"和"合法"的标志。于是乎，
"低人"是不能做"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即使做了，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
去做这件事情，就得不到人们认同（每个人可都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
就要受伦理责难和歧视，轻了只是丢面子（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面子的负担
可重得很呢），重了则要受刑法。这样只会使得人的思想等级模式化，对权威
（即具有"合法化"外衣的人）产生崇信心理。正如您所言，"颓废了我们民族的
思维和自信"。在这种思维习性影响下，人们会倾向于安于现状，从而助长了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我们从所学习的知识中获得思想，但这种思想如果被绝对化和权威化，也
会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模式化而受到禁锢，要使得我们的思想解放，只有报着
对权威或权威思想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思考，怀疑，批判，再思考。。。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发展。

中国要是有一次向西方那样的深入和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好了！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2:36
标题: 启蒙启蒙，越启越蒙！

回应:
看来看去，总有点不得要领。
好象又看了一遍《河殇》。^_^

说中国人不自信，没错。咱们在洋人面前是有点自卑。

说中国人自负，也没错。谁叫咱们几百年前比别人领先了
那么久。

想想中国为什么落后，怪怪儒家思想，好象是那么回事。可咱们
怪祖宗已经怪了百多年，似乎也没啥成效。

是不是该换个思路了？

想想：

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
破坏最严重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

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
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

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
唾弃的结果？

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是批孔吗？

我们思考的参造点，是否应该由西方往自己的近邻移一移。
对邻近的“小兄弟”，我们是否应该稍微低一低我们那高傲的
头颅，也多想想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

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似乎更大，他们的发展模式
说不定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您说呢？





回应帖 2
姓名: 臭皮匠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4:07
标题: 再谈中国人的崇信心理兼回旁观兄

回应:
我上文只是想谈论一下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崇信心理”的塑造，可能没有写清楚。
再引用我在文艺复兴论坛中曾贴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文章的一段，再解释
一下：
受传统的"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的约束，中国古人在精神气质上缺乏独立性，
而表现出对权威的强烈依附特点。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尊经法古"的风气，学者更
多的是对经书进行注释学研究，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於对经典文献的整理上，热衷
於引用古人的观点作为先设的终极性权威理论来论证眼前的事实，而缺少对过去的
理论观念的检验和评价。缺乏独立的精神，特别是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也导致
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抱缺受残的文化心理。这样，许多学术思想一开始形成，也就
很成为不变的终极，这与不断自我否定以求发展的科学发展途径背道而驰。缺少了
自我否定机制，也就没有了创新和发展，科学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古代中国，即
使曾出现过科学，但一经被看作经典和权威思想，所谓的科学也会被僵化教条地看
待，反过来会羁绊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从而坠落成为"反科学"。如具有
悠久历史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混有把规律理想化的冥想成份，在刚出现之时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但长期以来被绝对化和教条化，成为了统治古代各学科的千古不变
的金科玉律，并被古人以不变应万变地解释错综复杂的自然事物发生演变，这就使
其失去了进步的意义，还会阻碍其它思想的产生。相比较而言，西方历史上也曾经
出现过相类似的“五行学”，但很快就被弃用了。

从中国传统上对历史人物的歌颂和崇拜，也说明中国人的崇信心理。越是古老的人，
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越是高大。以古人言行为榜样，以古代制度为模式，引古来
论今，都很容易片面化，但却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如果要谈中国的“落后”，文化制度(制度是正轨约束，而文化惯例为非正规约
束，后者的约束性常常更有效)因素肯定首当其中，不反省文化又反省谁？但关键是
要怎么反省。是全盘否定，还是局部调整。我上文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只是指
出其糟粕的一面。

有网友说：“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破坏最严重
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
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唾弃的结果？”，“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
飞？是批孔吗？”

这些问题过于表面化，多经不起推敲。我承认，在形式上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表面
最残酷的摧残，但是儒家思想的实质没有改变。我们的崇信心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反
倒空前高涨，只是的崇信对象发生了变化。一个关健的问题是，我们反了儒家文化的
什么实质方面？是不是只是把儒家思想看做吃人礼教，喊几声口号就行了。另一个关
健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建立了什么？是不是西方那种文化？别是另一种形
式的儒家思想再加上乌托邦式理想主义信念！我们讨论儒家思想只是相对于西方思想，
没有找印度文化、马来文化等其它文化做参照系，许多文化比儒家文化还“落后”呢！
所以光是看“反了什么”又有什么用，要看建立了什么。

谁能否认，儒家思想在大陆更根深蒂固！东亚国家中，日本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最少；当初那些逃荒到东南亚的人，本身在大陆也是儒家思想相对薄弱的一个阶层。再
来看看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人民又是在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在建构什么样
的文化思想，起码在学术界来讲，那些拿有西方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在唱主角并正主
导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华人地区中，儒家文化最陷入危机的是在台湾，而
香港虽然也保持了许多传统文化特色，但在大陆人眼里，说它全盘西化，决不为过。

如果把“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和“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说成是
发扬传统文化的结果，那可真真是笑谈！这种把文化绝对化，支解割离地看问题，那真
是很成问题。

说了儒家文化糟粕一面，并不是说要全盘否定儒家文化。即使是糟粕一面，在另一方面
也不是完全都表现出消极影响。社会科学中上并不遵守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非此即彼、
泾渭分明的逻辑定律。此我在上文中尽量避免极端用词，还首先把“文化落后”这一概念
相对化，结果还是被无可奈何地极端理解。

另外，理解某种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是看政治口号。否则只是把文化当做政治实用术语
来理解，太片面化了。

蒙君地，你地道理地大大地好。我地，有点随感地
干活！^o^
××× ××× ××× ×××
蒙君（^o^)提到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因素，而中国
传统以家庭为核心，并以家庭模式比照国家，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构架。老猪，不，书生
也想说，这种等级构架和围绕这种构架形成的一套
伦理体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如今常有人
拿出东方传统论，而实际上，这种真正的传统已经
面目全非，持传统特色论而抵制民主变革的人，也
不便主张回到那时的真正的传统了，而且经常说
传统特色，其实究竟什么是正宗的传统特色，现在
究竟保留下了多少，也很难有人深究了。

××× ××× ××× ×××
西方现代文化的渊源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
和犹太－基督教传统。蒙君说西人自古重个人主义，
相比中国，大体应该不错，但是从先秦思想中或许也
能挖掘出可以和个人主义相比照的思想成份，
而另一方面，中世纪及以前的欧洲，等级制度
和家族制度也是存在的。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书生以为还是按全世界约定俗
成的定义讲，不必扭曲。那么，基督教中就确实含有
集体主义思想因素，早期基督徒是过集体生活的。
而罗马帝国由镇压基督教而改宣基督教为国教后，
基督教，也就是今日之天主教系统，也吸收了世俗
的森严等级制度，而教会同时又渗入世俗社会，形成
政教合一局面。这时候，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
基督教，等级和集体纽带观念想必也是很强烈的。

再说下去，我这卖大力丸的底盘就不稳了，不过，
我总觉得，说基督教含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个人
主义因素也该不错，或者说，基督教教义的解释，
可以不对个人主义能量的释放产生阻碍。而真正
人本思想的发扬，还是在马丁路德改教，新教
兴起之后。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所以我总想说，有的时候，不是中西传统对立
的问题，而是传统社会心态与现代社会心态
的对立。变革对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告别传统
进入现代文明。

不过，这个宏大的问题，我已经底气不足了，毛
煎和芦苇等“高人”在，拿着书卷等着居高临下
砸人的。砸死是小，失节是大，我就赶紧住嘴了。

××× ××× ××× ×××

关于“人民”问题。老猪既然扮作人形，也就
混入人民队伍了吧。传完了猪瘟，你再赶我不迟。

现在的人民一词，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外交用语，
也就是说虽古已有人民一词，但是今日用来又
有了新意，而且有洋文对照物。

不过老美说PEOPLE，其实没我们这么费劲，不过
是个人的复数，“每个个人”的集合体而已。但是
PEOPLE一词有时也确实具有政治含义，所以翻译
中文时就费劲了，还需参考上下文，看前面是不是有
定冠词THE，或者说话人是谁，在什么场合说的，等等。
必要时就要翻译成“人民”了，而一遇到PEOPLE就
自动翻译成“人民”，就会造成老美说话也这么政治化
的印象了。

××× ××× ××× ×××
所以说现代中文中的“人民”一词，确实让人紧张。
这个词不仅政治色彩强，而且沾着血泪。让人敏感
是正常现象。以人民的名义践踏个人权利的做法
还没有成为遥远历史，而另一方面，有些反对当权
者利用人民旗号的人，也打起人民旗号，这时人民
就成了一面战旗了。

所以老猪，奥，不，书生，回避“人民”一词，
蒙君不该笑话，而要多多原谅。

反动书生作帖，偷偷以个人或人们换人民，有
以下365点考虑：

1。上文已说，对“人民”的滥用已经让人很
敏感了。

2。时下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不尊重，个人
主义仍为反动思想，集体主义则天天讲，因此
用不着我在这里宣传“人民”，相反，自觉不自觉
或自觉地假装不自觉地散布点个人主义观点，
是我这等反对派的本行。

3。大家在坛子上发帖换帖，都不是什么伟大领袖
（也许毛兼除外），不过都是个别网虫，自说
自话。既然如此，所发表言论，仅仅代表每个个人，
而不必做全体人民代言人。

××× ××× ××× ×××
蒙君想抛去给“人民”一次添加的杂质，回归本意。
这也不错。从字典上去除人民，当然是夸张的比喻，
这个词是去不掉的。当个抽象概念说说也不无不可，
但是不可以人民名义剥夺个人权利，或者干脆把
虽未洗心却已革面的那么一头可怜的猪精开除出
人民队伍。

使用“人民”的场合少不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
常代表人民对内对外讲话。仅从礼仪上来说，
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权，因为他们的职位代表了
国家。当然，有些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世袭、
天命、枪杆子、或曰历史赋予等等，他们的民意
代表性从法统上说似乎差了一些，不过即使是民选
的一国之首，其得票率往往也不见得够得上
选民总数的一半，更何况在某一具体问题上，
更难说他代表全体人民。所以当某某总统主席
说我国人民如何如何时，不说盗用，也是有点挪用
民意的意味。

但是，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不必
深究。关键是说这种话的某总统主席等等，不要
反过头来真的强迫每个个人都跟着他的“人民”走，
就行了。

另一方面，真的出现这种强迫，而某个个人表示不服时，
我更希望他或她说：“我不答应”，而不必说：
“人民不答应”。说“不答应”的每个个人
多了，声音就响亮了，其实也就形成一种普遍
民意了。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2:38
标题: 致书生：是鸡与蛋的问题，还是马拉车的问题

回应:
>>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以下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段：


从12世纪开始，商业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复苏，城市又开始雨后春荀般出现。
十字军，城市生活的增长和复苏的商业活动都为15和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文
化重生铺了路。

愚见：

查了一下书，发现被认为激发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马丁路德
的宗教宣言是在1520发表的。这时欧洲复苏的商业贸易活动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欧洲各国为打破奥脱曼帝国对辣椒贸易的垄断
而开始的航海活动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
哥伦布的美州之行是在1492年，葡萄牙等国的航海探险更早。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

商业贸易活动的兴起使欧洲的经济架构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由于商业贸易的高度流动性，使欧洲各国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大打了
折扣，也使得罗马教庭的宗教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
咱的社会资源论来看，就是说罗马教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比之从前
大大减少了，这才使教庭将僵化的宗教教义强加于个人的
能力大大降低。这为人文精神的兴起创造了相对宽松的
条件，也才有可能出现经济上相对独立，思想上具有相对独立见解的
的人士的出现。所以经济形态改变导致思想文化变革的
说法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声明一下，咱的这说法跟马家没啥
关系，由经济现象或经济动机解释社会现象不是马家的专利吧？^_^

我总以为，要使人从一种行之有年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另一种全新的
思维方式，没有利的
驱使是很难办到的。在“利”
的驱使下，才能产生各种需要，进而刺激因应各种需要和需求的
主意，思想的产生。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由“抑商”转到了
“重商”。使什么事件促使他们跨过了这道门槛，倒是颇耐人寻味的。

待续。。





回应帖 2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4:06
标题: 有道理。

回应:
有道理。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

另，所谓“重商主义”是固定名词，专指某一历史
时期欧洲国家的某政策，这种中文翻译方法已成专门
术语和定论。而你这里的“重商”可能是针对重农轻商的
传统政策及心态而言，范围更广泛一些，所以是不是换个
说法更好些？

内容:
又去查了一下词典，果然，重商主义一词由mercantilism翻译
得来，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商贸政策。而我所指的只是泛泛的商业
贸易行为，相应的英文词汇似乎为COMMERCIALISM比较恰当。可
又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在找到恰当的词汇之前，权且让我
约定俗成一回。

您说的不错，
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可我想，这种阻力和
在经济与思想一元化时的阻力是不同的。这个时候
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的“利”是有较深的
体会的。即便有旧的势力在阻挠，可由于旧的势力所掌握的
社会资源较一元化的昨天要少得多，这时的阻力相较于过去就
小得多了。当然，即使在一元化时需要先觉先知者(相对而言)
的呼吁，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没有体会到立即的好处，先
知先觉者的推动要困难得多，旧的心态维持不变的理由
也就有较大的号召力。


说到欧洲人为什么能够跨过“轻商的门坎”，在下对欧洲史
了解不多，谈不出个大概。不过对华人社会，我倒是有一点小小的
观察：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近百年来我们都一直试图摆脱小农经济为主体的
自己自足的经济状态，向工业社会过渡。可总体来说，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曾经有过局部地区的工业化(如上海，东三省某些地区等)，可
国家政策一直是向农业倾斜的。人们一直不以经商为荣，人们的思维
观念里(起码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人们攀缘社会阶梯
的最正规的途径。人们只以作官为荣，而以经商为耻。

再来看看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已经跨过“轻商”
这道门坎了，这是他们成功的所在。同是受孔孟之道教诲的炎黄子孙，
为什么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士的束缚，克服了“轻商”的弊端呢？他们
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学而优则士”这
条古往今来人们向上爬的正规途径走不通了。他们没有刻意抬高鲁迅，
也不需要“巴金”，也没有“五四”，“文革”那样咬牙切齿般刻意诋毁孔孟之道。
对他们来说，在那种特定的不得已的状况下 ，没有科举，祖国最大的弊端- 官本位意识
自动被消解了。学而优则士走不通，便只有学而优则商。奇怪吧，在不得已的
境况下，中国人才得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不得不进行了自身的文化调整。

如果我们一个个看，是不难发现东南亚，台湾和香港华人的这些共同特点的：

1。东南亚各国的情况颇为类似。

所有移民最初都与中国积弱的因素有关。19世纪时，
国内的战乱与饥馑，把许多中国
人推向了国外。一些新兴的的工业国又亟需廉价劳工，为贫
困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把他们吸引过去。从某一观点来看
，只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比千千万万输出世界各地的华人契约劳工的
命运更悲惨。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华人移居国外，又给他们带来生命
活力与希望。这些华人以坚忍不拔与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接受了挑战。
他们极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特点，极力抗拒同化。他们在所在国，仕途
这条路是想也不敢想的。而他们保有中国人一直有的上进心。他们没
有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做官。在这种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出路便只
有经商一途。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商场。经过
百年来的惨淡经营，他们控制了相当部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2。台湾。蒋介石带着两百万国军和家眷逃到台湾后。对于台湾的本省
人来说。政治上的前途也是有限的。在蒋家掌权的近四十年间，由于
台湾党政军的重要职位基本上由外省人所把持，本省人要往上爬，也
只有走经商这条路。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台湾的亿万富翁们，基本
上都是本省人。蒋经国过世后，掌握雄厚财力的本省人终于渐渐地蚕食
外省人的势力。说是争“民主”，可实际上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地域之争。
台湾本省人跨过了“轻商”这道门坎，也是不得已为之的。
一句话，他们是在仕途之路被堵死之后走上商场的。

3。香港。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经历了不少变动。
可香港做为商埠的特点一直没变。英国人主掌了所有
行政大权，大批人由内地因为战乱，饥荒逃到香港。在香港，没有科举，
仕途之路同样是走不通，因为这是英国人的管辖地。为了生存，他们不
得不走上了商场。

如果我们嫌上述例子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在我们本土的
某些地区找寻到一些相似的例子。时间关系不一一分析了，总之也是
仕途之路被堵死而不得不走上商场的例子。

a)上海租界。


b)深圳。

c)九二年来的状况。

由以上中国人成功的范例，似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使中国人跨过“轻商”门坎的经验公式
(虽然我也不喜欢，可这是个很无奈的结论)：

暂时堵截仕途之路+重商政策=中国人的成功


纵观全球的华人状况，至今我还找不到有例外的情况。

先胡说这么些，有时间再聊。



以下给臭皮匠兄：

我们的同胞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我们自己的摸索也已获得
了初步的成效，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走一遍我们前辈所走的
弯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只有高举鲁迅，五四的大旗，才是“反思
中国文化”的正统方式。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全盘诋毁千百年来
作为我们社会道德规范的孔孟之道。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17, 1998 at 03:11:10
标题: 简单的读后感

回应: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Name: 旁观
E-Mail:
Subject: 书生误会了
Body of Message:
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这些通过拦死仕途而成功的例子，
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人都 是自私的，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 什么诱因使他们进行这油水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
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将他们拉离这获利多多的官场呢？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进行这项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就是说，
你想进行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会
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阻力。说说改革体制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
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
诱因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
们声嘶力竭地呼吁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就有较有可能离开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官员的出路。
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Added on Date: 10:50:24 11/20/98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20, 1998 at 12:56:46
标题: 答书生

回应: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海禁。都是这样的例子。试想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验，而几百年来日本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变质的五四精神--由新闻：中共-宣传「五四」压倒「六四」想到

内容: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再答书生：有些误会。

内容:
所有跟贴·加跟贴·论坛主页(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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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那些通过拦死仕途而使中国人成功的例子
(遗憾，我还没有见到哪怕是一个的例外)，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千头万絮，
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现代化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
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都是自私的，
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什么诱因使他们离开这特权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让他们离开？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做出这种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
就是说,你想进行的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说说改革体制
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诱因
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
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们声嘶力竭地呼吁
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才有较有可能离开不能制造财富和税收的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
官员的出路。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明清的海禁。都是这样一个例子。试想
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历，而几百年来日本
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
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10:27:16
标题: 官本位：简回旁观

回应:
同意老兄帖中的很多分析。
清末科举制度就成为阻碍现代人才队伍发展的一大
原因。除了科举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切实际外，由于
人们都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此
新式人才以及其他社会精英的来源受到影响。

当今官本位带来的害处甚大，也甚多。

不过，猪头书生以为，推动社会活力和多元化，提高包括
商业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尊严、地位和权利，不在于拦阻
仕途，而在于体制上的改革和心态上的调整。要打破官
本位，发展公民社会，提高和保障个人权利，等等。

当官高人一等，好处多多，而且官只对更大的官负责，
对老百姓则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父母官与子民
的关系，若如此，人人自要削尖了脑袋当官，而且要
当出官样，享受官福。

这时不让人当官是不可能的，当官难，反而更抬高
当官地位，使人觉得奇货可居，而一旦当上官，这
人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即使要鼓励经商，也不是靠不许作官，而是
要提高商人（和任何民众）的地位，保障他们的权利，
而缩小当官的权力，让当大官的是由民众选举、被民众
雇佣、对民众负责的领袖和调节人，让小官称为一般职
业的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机关中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就
是公仆而已。

这里有体制问题，也就是政治民主化，也有观念问题，
包括个人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推广。

平等的权利和不平等的权力

内容:

回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08,
1998 06:52:20:
您说得不错，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我完全赞同权利平等
的说法。

可在现实中，并不等于我们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都一样。
实际上就这种能力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权力”：行使权利的能力。
这种现实上的权力又是与我们每个人或团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和政治)
的多寡密切相关。雇员和老板在权利上虽然是平等的，可作为雇员，
他(她)还得受掌握较多资源的老板的各种指使，
他在工作地点就是老板行使权力的对象。穷人和富人在法庭上打官司，同样的案例，
富人胜诉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他能聘请更好的律师，或者能通过各种关系
打通关节，一句话，他的资源较穷者丰富。
当社会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越多，所行使权利的能力和机会相对
就越均等。当社会资源相对集中在某个政治集体和个人时，就比较容易产生滥用权力
的现象。所以我比较强调社会资源的分散化，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太多资源
集中在政府机构的国家里。当然啦，有些基本的权利，如投票权，法律诉讼的被辩护权等等是需要国家
机器来强制保护的，以使拥有较少资源的社会成员也都拥有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
这是保护弱者权利的方法。





回应帖 1
姓名: 嘉星故人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22:17:41
标题: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回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您的文字中所表达出来的平等的概念，其实指的是一种基于社会
地位的“尊卑意识”，您所指的“平等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随
社会进步而变更的等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的描述是有道
理的。

但从我们一般所推崇、所向往的那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理
念上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我所认知的是平等是一种有
关权利的概念，平等所描述的是“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这些
权利是以宪法及法律条文的形式赋予，并得到国家机器的充分保障，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使他／她的这些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
转让、禁止别人行使这些权利（司法机关的判决除外），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这些权利都是一样、一致的，并不会出现有些人的这些权
利多一些、而另一些人的这些权利少一点的情况，你有言论自由，
我也有与你同样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各种现存社会制度下都是存在
的，只是方式不一样，有些社会制度下，以所掌握权势的大小来厘
定，有些社会制度下，则以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寡来确定。基于社会
地位的不平等，源于这个社会中每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个人特性的差
异，每个人的个性的差异，则源于其所处、所生长的家庭、社会、
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

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不能威
胁到各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一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被国家确定，
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贫富悬殊、“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少，每个
人所拥有的个人权利都是一致的。

一个文明社会，只要意识到了这种个人权利的存在，就应该把这种
权利正确的赋予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合法公民，而不应该以种种籍
口拒绝落实这些权利。

一旦人类认识到这些权利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平等权利，就
应该尊重、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不被剥夺，就如地球上的所有国
家和地区都不拒绝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除非某些地区／国家
的统治阶层为了不放弃其原本所拥有的比较其它阶层更多的并非平
等、公平的权利（特权）而拒绝落实这些平等权利，以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性来拒绝这些平等权利如上所论，只可能是一种籍口，
这种拒绝，是违背人类的天性、违背人类的公义的，这种拒绝，更
多的出现在专制或独裁的国家和地区中。

只要您认同，一个合法公民都拥有基本的个人权利，那么，这种权
利，就应该是平等的。

如果撇开自己对某个制度偏好的情感因素，我想
才容易得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和您一样，我自己本身对民主制度是有所偏好的，
也希望中国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我更注重的是
事实,靠情感因素和偏好我想是不够的。日本的明
治维新显然不是政治制度的西方
民主化。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下进行的。南韩87年以前也是不择不扣的
一党专政。新加坡不用说也是“独裁”的。
拿香港来说，它一直是少数英国人统治多数中国人
的“英式独裁”，不过它是有相当自由的(这里的自由
是指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涉，不是参政的“自由”
，有时间的话可以续谈)。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了
民主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肯定
地认为，一定有别的非民主制度的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
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同是“独裁”的我们
为什么只是在近期才有了如亚洲四小龙二三十年前经济起
飞的模样？即便是在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公道兄：
在下对你的新解共产主义思虑再三，回想起自己
在基督徒“威胁利诱”之下的“受教”经过，不胜唏嘘。
对啊，对信仰的解读，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如果达到了自己修心养性的目的，“信”什么都无可厚非。
任何东西变成了教条，都会走上歧途，贻害众生。如果您的目的
在于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重建，也就是道德规范，价值观的
重塑，我没什么可说的。对于受“多年共产党教育”而对当今
的“物欲横流”充满疏离感的一部分人，共产主义的“怀旧情怀”
确实能起一种心理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如能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一
个政教分离的理论先导,也功德无量了。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
为了延缓共产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
理论依据。我的看法是: 对中国将来任何执政党，不管它们采用
何种意识形态，政教分离的原则，都非常有意义。

政教分离确是欧美强国的基础，这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得于摆脱意识形态
束缚，展现灵活性的根本。中国过去，特别是老毛当政的年代饱尝
政教不分的恶果，您能从这个角度思考，确实很有创见。


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
也来个新解如何？


其实您的新解，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模糊解”。摘去“共产主义”
那过分教条的外衣，没有人怀疑它的必要性。可要是共产党内真的出现了
“马丁。路德”，在这信仰繁多的现世里，人们很可能会弃之而
选择别的什么“教”。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中世纪单一宗教的欧州
大不相同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模糊化，共产党现时在行动上正是那么做的
，只是口头上不好意思挑明罢了。君不见几年前，有人便以“马克思曾经炒
股”来论证中国股票市场的正当性吗？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如对孔孟之道
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过分
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
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
患不均”，我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由于
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的八九动乱。
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
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
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和主要意识形态。


小弟学工出身，社会学确实谈不出什么“深度”。胡侃一通，见笑了。





回应帖 1
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6:23
标题: Re:共产主义新解 -回公道

回应:
无论观点如何，确实写得很有道理。
旁观兄：

看来咱们的共同点和共识点多于分歧点，绝大多数观点是相互理解
而且颇具同感的。老兄作为学工的，真让俺这位学文的脸红不已。

共识点咱就省去不谈了，在此仅就某些疑问点作些澄清。

一、您一方面说，“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延缓共产
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
面您又有疑问：“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

既然这种做法是“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官方
有什么理由拒不采纳呢？可见，您本人对前者命题就是不确定的，
您并不相信那种作法完全是为了继续维护“独裁”。单凭这一点，
咱们就找到了共同的立足点。这里只想补充两点：

1) 从“太极”或“柔道”的原理来看，借用对手的力量反制对手才
能达到最大的合力效果。这里，对手不应当是中共，因为任何政党
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大同小异，在同样的体制下都会按体制规律运
转的。以政党为对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的“对手”应当是体
制，也就是中共也在设法改革的体制。如何推动政治体制从一元向
多元过渡？民间信仰体系的多元化则是推动这种体制多元化的基础。
而提倡民间新解“共产主义”作为重建社会道德基础的先导，则是
借助体制力量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产生的合力是其他任何对抗性力
量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点，会太极和柔道的网友一点就通。

2) 民间自发的信仰自由是不能靠“官方”恩赐的，就象“旁人”兄
所言。之所以推荐“共产主义”，就已经考虑到了“借力”的因素。
但愿象杨耕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其他有识之士能够主动承
担一点重建社会精神的义务。

二、“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也来个新解如何？”

当然可以，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以“政(权)”“(社)教”的分离为先
导，必然会带动一次多元化的文化复兴。期间，各种流派的自由竞
争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当前形势下的“借力”效应。

您说：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
》》如对孔孟之道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
》》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1) 不必以政党为“对手”，道理上面已讲过：同样体制下的任何政党都
会按体制规律办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关键是着眼于改造“体制”。

2) 任何“主义”或“学说”都可“新解”，殊途同归，上面也已讲过，
唯“借力”效应不同。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聚，不应当是排它的；您若有排它感，
那还是自己的修练问题，而不是中华文化的问题。本人一向认为，任何
信仰体系，悟性是相通的。“旁人”虽信佛，但却能理解共产主义信徒
的体验，就与他本人的悟性有关。如果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已包容了中华
文化的精髓，或已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而孔孟信徒却觉得容不下这种本
土化的有“借力”效应的信仰体系，那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反正绝对
不是孔孟学说本身的问题。

三、“道德”与“法制”

您说：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
》》这种观念的过分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
》》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
》》“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
》》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
》》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
》》的八九动乱。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
》》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讲得有道理。这也是国内舆论界，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许多
“党的喉舌”一度非常热衷的理论。几年前甚至发展到公然在党报
上为“投机倒把”正名的地步。在此，先探讨以下

俺觉得，这里要分清两层关系：“自然”与“教养”(即所谓nature
vs nurture) 以及“法制”与“道德”。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保护
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不必宣传教育，只要“法律”
有所规范，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社会正义与道德精神的建树则
是百年“教养”的结晶，如果稍有松懈，顷刻土崩瓦解。所谓的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咱们“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确实是对“自然天性”的一种
扭曲，它限制了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现在恢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需要解放“自然天性”，但是也不能走向极端，造成百年树成的社会
道德精神的山崩地裂。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讲道义就必然限制自然天性，而释放自然天
性就必然导致社会信仰危及呢？

“法”与“道德”不分；其根本是“政权”与“社教”不分。当“政
权”推行的“道德教育”限制“人性”之罪恶面时，其所定之“法”
必然跟进，一统就死；当“政权”推行“法制”，解放“自然天性”
时，由其主导的“社会道德教育”也只能随其打转，或大乱阵脚，一
放就乱。文革前后的病因是一样的：“政权”未能卸下“社教”的包
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此，需要尊重的私有财产观念和需要解放的“天然人性”是属于需
要“法律规范”的东西，一经得到法律保护，无需宣教，人们自然会
争先恐后的。而“行善如登”的道德精神建设则是不可松懈，需要大
力宣传教育才能得到巩固的。要做到“法制”与“道德”的相辅相成，
“政权”要管好“法制”建设，而把“社教”权下放社会，方能做到
“阴阳调和”。

最后，您说，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
》》多元化的表现。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
》》和主要意识形态。

您的担心和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俺曾篡改了毛泽东的一句语录：思想
文化战线，一种信仰不去占领，另一种信仰必然会去占领。

信仰本身无所谓“优”“劣”，全在“人”的素质。如果有人非议耶
稣，而立即站出一位骂手用最脏的措辞痛骂非议者，那是增强还是损
害了“耶稣”的信誉？全看由谁去捍卫某种信仰体系了。所以俺才呼
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良心”。可怜的无产者，难道
他们只能指望这种“社会良心”了么？

谢谢您的兴趣和深入探讨的精神！你我算“稀有物种”类了吧？
哈哈哈。。。。。

晚安！




回应帖 2
姓名: tryst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7:40
标题: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回应: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我觉得不大. 一般人都想有个精神寄托. 基督教有耶苏,
伊斯兰教有穆圣, 实际上这是人的一种需要.
就是一神教为什么生命力为什么强于多神教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今除佛教外, 多神教基本已灭亡.
佛教能延续, 很大原因是很象一神教, 有释尊.
作为唯一精神寄托的耶苏等, 都具有道德完美无缺,
永生等特质. 这是宗教作为信仰相对于共产主义最
有利的一点.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并不能消除
对精神寄托的需求, 然而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找不到.
即使认为马克思道德完美无缺,
他并不能永生. 因此人民只能在现世中的人中找.
一个最自然也必然的结果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如此. 政教合一乃必然.
然而, 人不是神, 没有人能完美缺.
普便的结果是神话破灭, 人民感到
受了愚弄, 导致信仰的崩溃.
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的先天和致命缺陷.
历史上, 优胜劣汰存下来的信仰只有四
大宗教. 要相共产主义信仰传千年是极困难的,
几乎不可能.

共产主义另一重大缺陷是他所追求的完全大公无私.
人既非完全无私, 也非完全自私. 信仰也要适应这个特点.
所有四大宗教一方面教导人友爱,无私,
另一方面许诺巨大的报酬, 如三个一
神教许诺好人死后上天堂, 佛教让人成佛.
而共产主义这方面的缺乏将会动摇人的信仰.
特别是一部分人在拼命谋私利时. 别的信仰的人会想,
他们死后会下地狱, 从而心理平衡. 信共产主义的人会怀疑
自己的信仰. 这跟人造神的破灭一样是对信仰的致命打击.
而宗教的致命处在于神的存在性问题.
不过现有宗教对此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按神的一般定义, 我们实际上无法
证明其存在与否的. 神又是完美的, 让其存在至少比"人神"好得
多.

个人浅见, 欢迎批判.





回应帖 3
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8:49
标题: Re: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回应:
考题
思考题

一、“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提示：教宗如何定义“神”；大主教、主教、牧师如何定义“神”；
神学家如何定义“神”；宗教哲学家如何定义“神”；一般信徒心
目中的“神”又是什么样的？无神论者如何定义“神”？

二、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

提示：你所说的“神”与“人”之意义何在？

三、“信仰”与“偶像崇拜”是什么关系？

提示：佛教认为本身不搞“偶像崇拜”，与其说是一种“神学”意
义上的“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逻辑缜密的“哲学”；而天主、基
督教则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才是最理性的，耶稣不是偶像，是三位
一体之神的一部分，只有其他宗教才把创始人当偶像崇拜；犹太教、
伊斯兰教更声称他们从来不把任何“人”(包括“耶稣”)放在与“神”

同等的位置上加以供奉。那么事实上你提及的“偶像崇拜”又可能
是存在的。这就引出了另一思考题：

四、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有多少层次？

提示：在与神学家的接触中发现，理性深度对“神”的觉悟多半儿
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境界，基本类似佛教徒开悟的“无我”境界。那
么“偶像崇拜”属于哪个层次？其功能是什么？

五、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劳动人民的逐步知识化，信仰体系应该
如何跟上时代步伐，为素质日益提高的人口提供精神食粮？

提示：综观各种信仰体系发展史，趋势如何？印度教、佛教(小乘、
大乘)；犹太教、佛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新教，直到
最近的“科学教”(Church of Scientology)，从信众人口、平民化程
度来看，能摸索出什么规律？难道共产主义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吗？
它的发生、发展、兴旺，直到现在的低谷，究竟是信仰本身的问题
造成的，还是解读权威的腐败和“政教”不分的制度造成的暂时现
象？连天主教这样的古老信仰都有兴旺、衰落和复兴的周期，难道
更平民化、更平等的共产主义信仰就真的会毫无复兴的机会？

如果能先回答以上问题，讨论便会稍有意义。

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内容:

也谈谈河殇和 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是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嘛，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是
很容易变得独裁的.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便乖乖地听其使唤了.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尊重是最为缺乏的.

也谈谈河殇,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 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
很容易变得独裁.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虽也不停地呼唤"自由主义",可最终敌不过生存的需要,乖乖地听
从使唤了.能像顾准那样保持气节和独立精神的人,实在太少了。
毕竟，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圣人的情怀。别人还是得养家糊口的。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不受国家机器的侵犯.
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尊重尤其匮乏.中国人潜意识里的极端平均主义
观念,便是对私有产权的严重威胁。一百多年来在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运动中,
鼓动者不段突出的是平等观念，并把它作为改弦易辙的重要依据.从太平
天国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等,人人保暖矣.”，
到本世纪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中“拔资本主义的苗”,再到八十年代
的“反倒爷”，无一不带有深深的极端平均主义的烙印。
这种形式上，结果上的“财富平等”的追求，

计划生育有必要么？说说说说 一则有关人口膨胀与资源关系的赌局

内容:

计划生育有必要么？说说 一则有关人口膨胀与资源关系的赌局

两百年前(1798年)，马尔萨斯以匿名方式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
认为世界人口的增长将快于人们生存手段(特别是粮食)
的增长，因而人口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饥荒，战争和各种灾难。
对此论持异议的人士不多，人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
人口增长越快，自然资源越馈乏的论调。


在美国，悲观论者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教授Paul Ehrlich了。此君
原是蝴蝶专家，其后研究起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一九六八年他出版了深具
影响的畅销书《人口炸弹》(Polulation Bomb)。书中一开始便危言耸听：
向人类提供粮食的战斗已经过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将有几亿人俄死。至到今天，
没有什么能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云云。在其后的二百多页论述
中，充满了马尔萨斯似的悲观语调。作者因而成了环保人物的宠儿，频频上电视
电台亮相。

Paul Ehrlich大概没料到，电视观众中有人对他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被气得七窍生烟。
这位观众便是JULIAN SIMON，马里兰大学的市场学教授。SIMON 当时就认为，马尔萨斯
的东东纯粹是一堆危言耸听的鬼话，一个经不起任何经验事实推敲的理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论理不通的家伙，居然能把千千万万电视观众骗得神魂颠倒。对此，SIMON本人
充满了无力感。

在其后的几年里，Paul Ehrlich继续发了一篇又一篇的“警世危言”。
1969年，他预测1975年全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1974年
他和他同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的妻子出版了新书《富足的末日》，书中
警告八十年代将出现营养危机，有近十亿人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1985前，
全球的许多主要矿物原料将面临枯竭的命运。

这一切JULIAN SIMON看在眼里，心想；够了，我该站出来煞煞这“骗子”的威风了。

于是SIMON开始收集资料，对马尔萨斯的“弟子”们进行系统性的驳斥。

一九八零年，SIMON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资源，人口，环境：
供过于求的假坏新闻”的论文。文中他对有关环境问题人们的普遍误解作了系统
阐述。他引大量数据说明：全球的可耕地实际上在增加中。美国的环境质量也在变好。
食物和能源也没有发生短缺现象。他特别指出的是，人口的增长对生活水平
长期来看并没有负面影响。

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虽有小部分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大部分都不同意。Paul Ehrlich
夫妇和两位能源专家John Holdren and John Harte更投书指出SIMON的许多“错误”。
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电价，SIMON的数据是在下降中(扣除了通货膨胀后). SIMON 当时
挺纳闷，便打电话向那几位“专家”询问，结果是“专家”们弄错了。

可论战远没有结束。SIMON 又投书公开向Paul Ehrlich挑战。SIMON向Paul Ehrlich下了一万美元
赌注，要他挑任何五种非政府控制的原材料，如果十年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后)
上升，他便算输了。

Paul Ehrlich预测了许多年能源枯竭，见SIMON 挑起战火，正中下怀。赌就赌，于是
选中了五种他们认为价格会上升的五种金属:Chromium，铜，镍，锡，钨.用两百美元
各买一种。同时定下1990年九月二十九日。如果十年后，各金属的价格上升(扣除通货膨胀后)
SIMON 将付给Ehrlich 上升的部分。如果下降，SIMON 将得到下降的差价。

结果如何呢？

1980年到1990年，全球的人口又增加了8亿,而Ehrlich 所选中的金属价格都毫无例外地下降了。
例如锡的价格在1980是每磅$8。72，到了1990年下降到每磅$3.88。

Paul Ehrlich 九零年十月无奈地给SIMON寄去了$576。07。

如何理解五四？

内容:
在您的眼中，五四主要代表了对民主，科学的追求。
我想这只是您的观察角度，代表了您对五四所期望
得到的理解角度，您可能认为这才是正宗的五四内涵。
可五四和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一样，都蕴含着多重含义，
各人的理解和所对其代表意义的心理上的希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更多的代表了对传统的彻底扬弃
(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当他们想起五四，立即联
想到的是打破一切旧的中国的传统礼教。而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它代表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同。提起五四，
便要中国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它的一些人则认为它
代表了反帝和民族主义。有些人则几种期望兼而有之。
不同的时期，在高喊五四口号的人们的脑子里，五四的意义
也会随着不同的现实需要呈现不同的色彩。您
认为文革其实是传统专制(封建)文化中反动一面的大暴发，
跟五四没关系，可当年的红卫兵理解的并不是五四的“民主
，科学”的一面，而是对中国旧传统全面批判的一面。
对他们来说，那才是能满足他们现实需要的五四的“正宗内涵”。
那时五四的“民主，科学”对红卫兵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需要的。

回嘉星故人：再谈五四
看来故人兄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五四作为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多重含义。
您所偏好的五四期间喊出的“德，赛”口号，
只是人们了解的一个方面，即使对于高喊
“德，赛”口号的人们，他们是否理解
了这两个字的内涵呢？他们对实现这两个目标
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五四该怎么看，故人兄是有所偏好的。






标题: 变质的五四精神--由新闻：中共-宣传「五四」压倒「六四」想到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
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马
格而尼为首的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
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
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
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必须向大清皇
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
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
礼节的争执，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
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
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
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团来访一些
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
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的全部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
化历程，创造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
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
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
这里想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大门。他们勾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
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
方法，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
国的贸易总和。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
、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中国此时的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来辉
煌的基础上，按照她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英国的这套
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
发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
京交涉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
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
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
种政策的形成有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
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与外国一再交恶，往前再数
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的乾隆
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
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
，原则把对外通商为十二大类计定规则，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
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更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等既一无
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
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
策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规律，但问
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性自
大和盲目憎恶，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支持，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
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在所
难免。

也来搅搅这滩混水，说说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内容:
我个人比较倾向迷糊的观点，也认为经济形态对社会总体
结构有最后的影响。可书生说的也有道理，同是有着悠久
的经商传统，阿拉伯世界实行的是政教合一，没有欧洲似的
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更没能产生工业革命。欧洲的移民
们来到了美洲，英国人为主体组成的国家就比别的欧洲人
建的国来得成功得多。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不论您持的是文化决定论还是经济决定论，我想大家应该
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商业文明是产生现代文明的必要因子。
可单有商业传统并不够，有经商传统的并不一定能产生现代
文明(如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
调整。由于各个国家文化都不一样，所应进行文化调整的内容
，调整的侧重点都应该是不同的。这一百多年来，有些文化调整
成功了，其它的大多数仍处在摸索阶段。在没能实现现代化
国家里，否定自己文化，认为出路只有全盘西化的人比比
皆是。可观察一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前后进国家就可以看到，
这种全盘否定似乎没有必要。

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该做哪些调整。不妨用
几个邻近国家(地区)做做参照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香港，新加坡,台湾)

由这几个同是中华文化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现代
化的历程来看，商业文化大概是没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大陆最欠缺的了。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所培养的是守成认命，内缩性的保守性格,我们推崇的
是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的生命哲学，强调的是尽人事,知天命的
人生观.与商业社会向外发展的冒险精神格格不入。明清两代的
海禁,更加剧了这种自足守成的格局。我们也曾经有过局部地区
(如上海等)源于外部压力的商业发达，可最终还是被反商厌商的
内陆意识所吞灭了(1978年前)。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是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史。鸦片战争是英国的工商文化
和大清的农业意识之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可
视为农业文明打败了工商文明。文革，八九政治风波也带有
这两种文明冲突的深深痕迹。

如果说欠缺商业文化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主因，那么是什么
文化因子阻碍了商业意识的培养呢？在别的华人地区，他们
又是如何跨过轻商的门槛呢？

下帖续谈。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0:29
标题: 第五个现代化

回应:
这个提法是俺坐牢前就糊大字报提出来的，
那时候俺还是电工。^o^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那岂不便宜事都让旁观占去，横竖都是你有
理了？^o^

其实，电工师傅当时颇有见识。不过，现代化
不止那割裂的四项，所以第五的排名如今说起来
也不是很准确，也不那么必要了。

商业文化是不是等于现代化，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
索取权？

旁观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香港，新加坡,台湾)

老猪答曰：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不过，日本、韩国、台湾，乃至一定程度上的香港
的经历告诉我们，儒家文化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其它东方文化，并没有妨碍商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关于全盘西化的说法，那是新文化时期一些知识分子针对
中国积习深重、严重落伍的情况下，提出的大胆命题。
仿佛鲁迅说的，为了开天窗，就喊打破屋顶。抛开这些
论者本身的对错不说，如今全盘西化的帽子往往是扣在
那些主张大胆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思想和体制的人的头
上，而这些人往往又会辩护说：我没有主张“全盘”！但是
怎么辩解，“全盘”的帽子要逃不掉。因为“全盘”就
突显其思想极端、数典忘祖，甚至出卖民族，等等。非
用“极端”一词，不足以彰显其罪。因为只“西化”已经是谁也
逃不掉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西化
了很多，拿老祖宗的一套说教框架来发聋振聩，抵御西风，
已经不灵验了，就是那些说要彻底抛弃西人思维和理论框架
的新潮反帝人士，也还找不出来脱离西化痕迹的新理论构架，
只能在那里解构，却也建构不出什么彻底脱胎换骨的东西。

所以“西化”只要不是“全盘”，便不是罪过，罪过在“全
盘”。

可是，就是你想“全盘”，就“全盘”得了吗？人们常把
彼得大帝变法、明治维新、土耳其基马尔共和等等，举为
全盘西化以图强的例子。但是，多么彻底的吸收和变革，
也不可能消灭原有的文化精神。今天的日本，多么西化，
也是日本，而不是美国，而且还保留了很多东方传统，并
成功出口到西方。空手道、“忍”、豆腐、围棋，等等，
这些渊源来自中国的东西，是由日本介绍到西方现代社会的。

所以，“全盘西化”如今只是个扣人脑袋的大帽子，“全盘”是
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也没有人主张“全盘”，拿它做
靶子，其实很空泛，往往只是借力打力，另有所指。

另一方面，这传统文化，不管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还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或韩国的传统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说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历史变迁，内外不
断冲击，和皇朝时代的纲常礼教相比，虽然可以找到内在延续
性，但是外表甚至核心上，都已面目全非了。

姑且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都囫囵吞枣地归到西方文
化一大类，那么，这种文化，已经和几百年前，甚至几十
年前的西方文化有重大不同。

当北美殖民者踏上新大陆时，殖民者社区内的一些纲常礼教，
有些是今日西方民主文化的渊源，有些则和中国旧时甚至
现在的社会和政治传统，有更多的共性，包括社会思想和道德
统一化，信仰和道德法律化，政府和社区负有制定信仰和
道德规范的职责，控制个人自由等等。

所以，所谓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一些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特色，与其说是西式，倒不如
说是现代式，如果因为他们先出于西方而本能地排斥，
实际上是阻碍本民族文化实体的现代化。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1:36
标题: 商业文化，高级的和低级的

回应: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商业文化不一定是现代化的终极。可现代化的国家
无一不是工商社会。也可以说，成熟的商业文化是现代
社会的必要成份。当然，商业文化本身也在发展中，
十九世纪的商业文化就与现代商业在游戏规则，规模，
运作方式等方面大不相同。相对来讲，现代的商业规则
就比过去合理和平等得多，这是一个“低级”向“高级”
过渡的过程。

++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索取权？

人们对什么样的现代化心里有不同的期望。在民
主制下，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并非为“新保守主义”找论据。
而是通过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
找出阻碍我们自身商业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您说的不错，
这里有政治时局，内部民情，具体领袖发挥的影响力等，
但是可以看到的共同公分母是重商。这个因素同时也是
和我们自己发展道路反差最大的一个，中国百多年来的
历史，不能不说是一部反商，杀富济贫的历史。这种对
私有财产随意剥夺的极端平均主义文化，是与商业文明
格格不入的。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这里我并没有否认“民主化”的必要性，当然在民主化进程的
快慢及步骤上你我之间或许有些分歧。我的目的在于分析为
什么中国人老是找不到现代化的踏脚板。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并不新鲜。五四时期西方思潮就大量涌入，为什么
中国的读书人最终没有选择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的资本
主义，而选择了同是对商业文明有著强烈排斥色彩的共
产主义？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里反商+官僚文化的
深层意识。




回应帖 3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2:45
标题: 也说全盘

回应:
同意你的全盘说。
其实，即使说全盘，大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你比较侧重政制，我比较重经济结构。他人可能
对文化情有独衷，大家学到的都只是一方面。




回应帖 4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0:46
标题: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回应:
俺也基本同意你的说法。
姑且套用“西化”之说，把具有人类共性的现代化
文化因其先产之地定义为“西化”，就像土豆已经
很土，有些地方却叫“洋山芋”，胡琴已经是东土
大汉族正宗乐器却脱不了“胡”字一样。

那么，先前曾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之说，那是文革时的心态，其实本意不是说
一定要种草不种苗，只是以极端方式强调维持主义纯洁之
重要。

那么老猪来玩回悬的，走个钢丝，套用这个局式，乃曰：

宁要穿长袍马褂的民主派，不要穿西服打领带的专制派。

如今，洋烟洋酒好进，民主思想难入。牛仔裤哪怕是
香港出的或本地产的，也要说成美国牛仔裤，可是这
民主，或者不收，或者要缝上“社会主义”标签，可是
“社会主义”本身却走了样，于是又在“社会主义”上钉
个“中国特色”标签，缝缝补补凑合着活，可是洋烟
却弥漫于天下，这回可不是炮舰强送来的。

听说东土时兴整容，纷纷求郎中给改鼻子，明白表示，“俺
要变成西式一点”，当然也要跟洋人强调：“俺们是要保持
中国特色的，鼻子虽要加大，但是不会跟你们这样大。”

老猪鼻子倒挺大挺长，滴着涎液，伸一伸能吓死几十口子。
不必去挨这一刀。

话说俺潜回东土作案时，满街净见那米国名牌牛仔裤，米
国闻所未闻，不知那里猪仔缝制的，却要谦虚地做了好事
不留名，帮米国扬名。可见百姓是不反美而亲美的。
老猪却专要寻绣着万字图案的褂子，却是久寻不遇。
偶尔看到了，也是为了招揽洋主顾，印上团龙图案。布衣
穿龙袍，也算民主一回？

说实话，那西服穿法，也是有了中国特色，而且特色的
狠，只是往往是心里想着西化，行动中却不自觉地形成了
中国特色，自己还不一定晓得。

杂志上要来点美女，结果往往是西洋美女，连橱窗里
的衣裳模特，也是洋妞。

要不姑娘小伙都受刺激，要找郎中把鼻子做大些呢。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所以，也亏了拒绝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否则
真离全盘西化不远了。^o^





回应帖 5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1:58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回应帖 6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2:20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也说官商

内容:

您说的官商的弊端，我也有同感。
中国确实存在以官谋私，官商不分
的历史传统。官商扭曲了自由经济的市场游戏规则。
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当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一点是，反官商是否会演变
成连同“私商”都一起反的全民反商，进而成为
没收私有财产的全民运动呢？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
不假，可极端平均主义的反商传统更为深厚。要知道，
历史上以“反官商‘诉求的历史暴动并不鲜见。
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对“蒋宋孔陈”“官僚资本主义”
主义的不满最后演变成了剥夺私有
财产拥有者的社会主义运动。文革何尝不是一个反
官商的运动(党内资本主义)。即使十年前以“民主”
为口号的政治风波，在一声声反官倒的呼吁中，不也
夹杂着对“私倒”们的一股股嫉恨之情吗？现今平常百姓
家中悬挂着的昔日领袖的画像也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折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似乎都摆脱不了官商勾结
的色彩(当然程度各不相同)。南韩如此，台湾如是，
日本也不例外。至于来到了东土的西方人士，似乎也
被“卷进”这官商不分的旋涡中。就拿被称之为最自由的
香港经济来说，八十年代前，汇丰，渣打和怡和等英行的
大班们，有谁不是殖民政府中立法会和行政会议的
座上客,官乎，商乎？当然啦，中国官商不分的现象要严重，复杂
多。

你可以说，解决之道在于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可细想一下，
单单有“监督”机制并不够。“民主”后的前苏联，印度
的贪污现象与我们不枉多让。关键还在于找出“贪”的诱因。
我觉得官僚机构的过份臃肿和官员的俸禄过低才是主因。人们普遍认为做了官，
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于是，做官的便很自然地对自己薪资收
入有较高的期望(和社会其它成员相比)。当别人(如个体户)的
收入和他们相较有了较大反差时，心里的不平衡便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他们感到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才有了以权势消除
这种不平等的欲望，于是有了收贿受贿及制造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 解决之道在于提供不贪污的经济诱因，高薪养廉和裁减政府机构须同时并举，用裁减政府人员
省下的政府财政支出提高未被裁减官员薪资。但如果没有雄厚的
民间工商经济提供条件优厚的职位，我想没有哪位政府职员会自动离开。
所以改革的难易关键还在于经济状况。现时经济不景气，就不是
机构改革的好时机。这已是后话。





回应帖 1
姓名: 猪老二
日期: January 22, 1999 at 11:58:57
标题: 说得好

回应:
看待经济问题应该分清两个东西：权利概念与事实概念。
老马的分析一贯就是从前者入手，最后下狠心要来个破旧立新。

着眼于事实，在事实范围内的顺推，对解决问题有好处，嘿嘿，不过

老马对此是鄙视的，称其为：庸俗。哈哈




回应帖 2
姓名: 笨牛
日期: January 22, 1999 at 12:01:02
标题: 民主制度和文化氛围的选择

回应:
这位网友提出了一个中国年轻人必须正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发展
进程主要是受制于民主体制？还是文化氛围的问题？
一直以来，主要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包括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中流砥
柱的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都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缺
乏西方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因此，着眼于民主制度的呼吁成为政治改
革的最强音，而中华民族素质的日渐低下（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代
的）成为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这个原因，却因为我们不能面对自己的
缺陷而隐晦不谈。

民主制度虽然是一项人类平等的制度，但是在素质差距太大的时候，
民主有时候却会成为某些人发泄私愤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
廉洁的政府官员，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被有污点的手下或同僚用民
主评议的办法，挤出官场（董阳为一例）；又有多少进取的企业家，
因为企业的前途得罪了职工，被损害既得利益的人们用民主的方法拒
之门外。说得不太中听，我们的人民对民主的理解又是什么呢？我深
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民主是用
来对付那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玩意。

笔者并不反对民主，而是主张民主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有基本诚实的
民族基础上的。大家扪心自问，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诚实的民族吗？我
们的周围又有多少个你自认为完全诚实的朋友呢？自小以来，我们受
的教育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有话（尤其是真话）也不能乱
说”之类的做人准则，却忽略了人类做人的基本诚实基础。在这种氛
围生活、成长的民族，又怎么能够产生诚实的人类？缺乏诚意的民族
又如何面对自己的民主权利？难怪有许多人说：我们不是不想贪污，
是没有机会贪污！甚至有人为腐败分子辩护：谁在哪个位置，也会这
样做的！

中国自开始市场经济以来，愚弄民意、敷衍民生的事情不知凡几。今
日之中国，有多少报纸刊登过虚假广告（这已经是中国高素质人才集
中的场所）？有多少家医院治死了病人，主管部门欲盖弥彰，而主治
医生却泰然自若？有多少家法院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置法律于不顾
罔视事实，从而使坏人得利，好人悲伤？又有多少为保护自身既得利
益，从而丧失人类良心的声明、观点、呼吁乃至行政命令。应该说，
我们的民族还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民族，从而导致了面对市场和民主
的基本法则时，国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脱责任，保护自身利益。而
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又有多少个人从此会良心不安，遗恨终
身（尤其是那些亲手将轻病号治成重病号、可以治好的病号治成死
人的白衣天使们）？

在呼吁尽快实现民主制度的同时，我认为更应该抓紧倡导科学精神在
中华民族的地位。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主要
宗旨，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民主成为人们追求的最大目标，
科学和诚实的民族目标，不仅被抛之云外，有时还会被国人视为“傻
冒”。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阶段中国的文化氛围决定了我们的民
主制度在50年内无法与先进的政治体制相匹配。如果我们在罔视提高
中华民族素质这个问题的话，这样的文化氛围也会决定了我们在未来
100年内成为人类的劣等民族。我们拭目以待。

看来书生对东亚模式大不以为然。“威权主义”虽有成功之处，
可毕竟是威权，民主人士是断断不能仿效的。:o)

不过，依我看，研究东亚模式更容易找到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

为什么呢？

其实不论你呼吁向现代西方学习，还是效仿东亚模式，都必须得对
你学习的对象和你本身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比较。以文化决定
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化浩如烟海，门派繁多，究竟是哪几种文化
要素使西方领先于东方？宗教，政治制度还是别的，中国文化应做
哪几方面的相应调整，首先应侧重哪一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不
容易有答案的，因为中西方文化不同之处实在太多,我们所应学习
的范围太广。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勿囵吞枣地学了不少，也不停地
否定自身的文化，不停地充当别人意识形态的试验品，可楞是没
学上道，抓不到关键点。

东亚各国呢？

不管你存有什么样的政治偏见，不能不承认东亚各国不同程度地
实现了现代化。他们的成功对拥有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我们
来说，一样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如果比较他们和我们的文化，政治
和经济制度，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在文化上相同或相似之处
甚多，我们就会比研究西方更能缩小范围，找出关键的相异点。而这些相
异点也许就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因子。如果仍嫌研究范围
大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只探讨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港和东
南亚华侨。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比较容易排除许多我们原先以为
是西方独有，我们应该优先调整的中国文化内容。我们曾经以为，
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没有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从东亚模式来看，这似乎
不是主因。我们曾经以为摆脱中国的落后必须得全面更新中国文化，
打倒孔家店，甚至认为文字的繁化简也是提高识字率的关键，可从东亚模式
来看，似乎文字的简化没必要，全盘否定儒教更是荒谬。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9:13:47
标题: 补充

回应:
研究东亚模式不一定是要照抄他们的政治制度。
我们不可能有香港式的殖民制度，也不可能像
新加坡对国民的生活如此干预(MICROMANAGE)，
更不可能在本国的国土上重新化出一块租界。
就像我们向西方学习不可能重演英国的侵略掠夺
史，也试图制造一个日不落之国，更不可能像
美国，也实行个百年的奴隶制一样。中国的
对外开放应是全方位的，任何值得我们借鉴
的别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我们都不应
排斥。东亚模式能提供给我们的灵感，也许
还大于西方给我们的启示。如果他们的能让
我们找到现代化的切入点，就已够我们受用的
了。




回应帖 2
姓名: 散眼子*
日期: January 22, 1999 at 11:57:32
标题: 一些想法

回应:
旁观的论题很值得思考，但是对于你最后提到的旧上海的论据咱有想法：
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用一个城市的经验还不能够说明问题。

远点的王安石就是把地方经验用于国家而遭受失败的。

对于旧上海应该看到的是：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的一些以纺织业为主的

现代城市，实际上是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失去经济联系的地方。内地

的传统经济根本没有被现代经济所触动。

整体上看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比例严重的失调。前者几乎占了2/3。

现在在人口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

官僚资本以及受官僚资本保护的私人资本绝对是一种掠夺。是以破坏

市场为代价的资本积累。权力掠夺与市场条件下的获取经济利润（这个说法不科学）

有着本质的区别。

东亚模式实际上在政治上保留了家长式（有个人演化为集团）的管理，

控制主题经济的同时也承认私有经济。多少有勒杀经济创造力来换取短期

的增长和稳定。但是应该看到小国寡民还好维持，一旦运用到中国就存在

着放大。这也就回到了刚才谈到的地方经验的问题。需要思考。

考虑经济问题，斯密及其好友修谟都是建立于其对人性的研究之上。

咱想：认识人性，正视其存在（而不是考虑改变人性），在此基础上提出

经济模型，更是一条现实理性的道路。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财富。而财富离开

了人是没有意义的。

随想随写，嘿嘿，有点散了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回书生

内容:
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受了五十多年前新华日报
的触动。
要说当政者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也不尽然。
至少口头上，统治者们都没把民主自由当成什么
贬义词，而且还是正正规规地印在了宪法上的。
所制定的各种措施，也都美其名曰是什么“民主
集中制”的结果(加了个集中)。

可民众对民主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 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理解的民主概念和自由是冲突的。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February 02, 1999 at 16:34:32
标题: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回书生2

回应:
中国人对民主就是当官。
一旦权力到手，民主即变为碍手碍脚的
东西。
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建立在对商业文化的
强烈排斥上的民主思想，是基于“学而优
则士”期望上的民主观念。是建立在
对国家无限崇拜上的民主观。也是
“均权均富”上的民主观。
所以代议制的民主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始终没认识到，民主只是用于
协调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制度。民主
制度下选出的统治集团，只是各种利益
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代表人物。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February 02, 1999 at 16:38:14
标题: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回书生3

回应:
可以斗胆的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
的各种冲突都可以归纳为士大夫文化和农业
文化与工商文化的冲突。




回应帖 3
姓名: 旁观
日期: February 02, 1999 at 17:58:16
标题: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回书生4

回应:
您可以质问这种模式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您可以举伊斯兰世界和南美的例子来反驳，对此
我无话可说。因为本人对上述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
知之甚少。可我知道的是，凡华人世界似乎尚无脱离
此模式的，所以可以说，这种模式虽不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也是放诸华人世界而皆准的。所以说，去除中华
文化中的反商意识和士大夫文化才是改革的最重要
内容。发达的工商文明才可能克服“学而优则士”的官
本位意识。因为只有发达的工商经济，才可能提供优厚
的条件以满足个人的“名利”需求。从而将大量挤在
国家机构中的士大夫和准士大夫们吸引开国家管理机构，
从而减少其干预个人自由的机会。

民主是 不 是 代 用 品 呢 ?
·友 谷·
朝鲜义勇军的宣传员用电话向敌人堡垒里做政治宣传，指出日本国内的贫穷的时候，敌兵很神气地说：他身上穿着的正是前天刚发下的新军衣。义勇军同志马上不客气地追问："那么细细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一问就把敌兵问得哑口无言(见二月六日本报三版，《朝鲜义勇军》)。
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追问，这样的问题在别的场合，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值得提出的。
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骗子在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这样一步紧一步地追问。光是口头说说空话，我们不能相信，必须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呢?纵然俨乎其然地拿出事实来，我们也还不能马上相信，必须再追问一下，是不是代用品呢?--这样追问下去，才能揭破骗子的勾当，才能达到货真价实的目的。
假如你遇见假充风雅的市侩，拿出周鼎汉器、唐宋真迹来给你鉴赏，而你存心扫一扫他的兴的话，那么你不妨追问："这些是不是代用品呢?"把假货认成了真的往往不过是受骗上当的人，这些假货是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那些古董商今天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伪装假造，明天就拿出来眩示给人，说这是如何名贵的古物，对于这种骗子，我们应该严词斥责：
不要拿代用品来骗人!
但假造古货，不过是骗术中的小焉者而已。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
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达为
日期: 1999年2月14日 16时58分09秒
标题: 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不同

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不同，目前一些相关讨论实际上涉及的是

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不同，目前一些相关讨论实际上涉及的是行政问
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用行政问题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将政治问题化
约为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化约论。中国古代历来重视行政改革而忽略
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这个历史教训应当汲取。
可以说，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只谈一点，即以实行党政分开
、理顺党政关系为先务，促进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一般而言，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种
是通过国家政权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
及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领导。第二
种是不通过国家政权，而在国家政权之外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代议机关和
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第三种是执政党居于政府之上，形成政党决策、政
府执行的局面。理顺党政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
现领导方式由后两种向前一种方式的转变。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朗扎斯（Nicos
Poulantzas）曾指出：“那种政党和国家行政不分，党政混为一体
的政治，不仅与民主，也是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然而，他指的仅仅
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实行的往往都是一种党政不
分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多，首先，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法治化的核心
是宪政，宪政的意义在于对公共权力加以规范，使其正当性建立在形式理
论的基础上，所以，宪法通常都要规定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组成。而以党
代政的政治体制，却使只规范国家权力而对党政关系没有明确规范的宪法
，其行政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政治意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宪法权
威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与这些国家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作
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权威不足，必然导致法律权威不足，而法治不立的结果
反过来加剧了以党代政的程度，从而陷于治乱因循的怪圈。其次，党政不
分的体制，不利于真正体现国家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
第三，宪法监督是一切权力监督的核心，以党代政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一
方面使这一权力成为宪法监督的盲点；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权力的行使缺
乏形式理性的基础和双向反馈的信息通道，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第四，
党政不分的体制造成机构的重复设置。现代社会中的执政党，应当遵循法
治规范，通过国家政权来行使领导权。如果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来表达
自己的利益与意志，而在国家政权之外另设与国家政权机构相对应的机构
，叠床架屋，其结果往往使国家政权机构成为执政党对应机构的附庸。实
践证明，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的流弊极大，诸如权责不清，功能交叉，腐败
低效，官僚主义，泛政治化，缺乏监督等等，这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权力
机构的功能—效率原则，而且使民众客观上要承担两套重复设置的机构，
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也不利于培育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向心力与归属感。
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过去的全能政治体制中演化而来的，
因此党政分开的所谓“政”，含义十分广泛，实际上不仅包含政治生活领
域，也包含了社会生活领域。因此，要理顺党政关系，至少应包含如下几
个方面：一、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二、执政党的机关与国家代议
机关的关系；三、国家政权各级政府中的党政关系；四、企业与事业单位
内部党与政的关系；五、民间社团与党的关系。只有理顺上述五个方面的
关系，才能切实保证国家代议机关及国家政权机关行使其法定权力，维护
其权威，充分发挥其作用，也才能使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恢复和保持活力。
改革之前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求治之心愈急，往往导致以党代政的
程度愈深，但由于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不能实现形式合理，其结果往往如
古人所言：治天下“如治丝而益棼”。30年前，邓拓写过《放下即实地》
一文，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值得我们深思。如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
们实现由以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利用经济手段如金融等杠
杆间接调控经济一样，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实现从以党代政、党政
不分，党直接代替国家行使政治权力，转变为依靠修宪、立法等手段作为
杠杆，实现间接通过国家政权对法令政策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只有实
行党政分开，理顺党政关系，才能使宪法赋予国家代议机关和政权机关的
权力不至于流于形式，也才能不仅保证代议机关有效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权
力，同时保证行政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行政权，杜绝形形色色的土政策，从
而真正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第四篇 传统文化已经终结】

谢选骏


读《北京晚报》7月16日《传统文化出路何在》一文，觉得作者讨论《河殇》的态度不失为严肃、
认真，他认为不应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尖锐地对立起来"，并以日本与新加坡高速发
展的例子论证不应抛弃传统文化，而应对之"改造和补充"。这可能代表了种颇为普遍的意见。

但我以为，新加坡这个多种族的前英国殖民地恐怕很难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而日本传
统中神道教与天皇制的影响也决不亚于儒家文化这一舶来品。在明治维新运动中，这些非儒家的文化
成份起的作用远远胜过被德川幕府尊崇了两百年之久的官方儒学，而维新后大力推广的废藩(1871年)
、国民教育学院(1872年)、土地租制(1873年)、西方式的爵位制(1884年)、内阁制度(1884年)
以及对日本现代化最具决定意义的两院制的立法机构(1889年)等建制，更非"儒家文化"一词可以
包容。至于决定日本战后高速发展的和平宪法，更是"美国文化"的指令性产物。这些决定日本现代
化进程的建树，最多是把一些儒家文化的游离物当做实用的食物来吸收而已;而决不是皈依它，把它
当作一个值得补充完善的坐标或偶像。可见，所谓"文化"乃是层次分明的复合称谓。

至于中国今天，又有多少"传统文化"呢!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而非儒、道、
释。我们在改革大潮冲刷前的社会体制则是斯大林模式而非明清科举官制。我们的服装包括文革时盛
行的军便装也都不是"传统的"长袍或盔甲。我们的生活方式:鞋帽、握手、教育、思维方式甚至求爱方
式……又有哪一样是属于"传统"的？有观点以为"文革是封建主义的"，但极讲等级秩序的封建主
义与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中大搞打、砸、抢又岂是一回事？封建社会提倡"劳心者治人"，秀才
见了县官可以不下跪;而文革专门迫害学术权威并推动一种愚民统治一一这又有什么共同之处?

关键在于，文化有结构性的与材料性的之分。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只是传统文化中的后者，
而前者则已消解许久了。传统文化的主构即文化学者所说的"体"即已溃散，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
文化"，充其量不过是从这溃散中迸裂出来的各种游离物而已。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对这些业已
失去其原先主构中具体功能的游离物，可以有两种态度，或清扫之或吸收之，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不
可能再以原先的主构(如"封建主义")为归宿，而只能以新的主构(如"社会主义")为粘附对象，
而我们今天谈"传统"，当然主要是就其主构的意义而言，因为游离物已经分解为一些营养物了。人或
称之为"精华"或名之"糟粕"一一总之是作为客体与食物，而非主体与人。也就是说，鲁迅《狂人
日记》对有"吃人"性格的传统所进行的批判，迄今仍有规范意义一一我们有必要在"传统吃
人"与"大吃传统"之间进行一次鲁迅式的选择。"吃"，就是消化。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返观现代史，早在我们这一代人诞生之前，国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已突破了"改造与补充"之
界限，而是大大跃进到了变换主构("体")之境界，变换主构，就是"革命"。清末革命党，就是
要求变换满清主构秩序的社会力量。五四新文化，就是力行变换传统的主构文化的社会思潮。
新的主体，间或可以容纳旧的材料，但却以变异其功能为主旨;即，旧材料在新主构中获得了全
新的意义。这类似于食物对人的意义与功能。例如新加坡等"亚洲四小"的结构性文化，皆非对传统
的效颦所致，而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传统的影响仅得材料性文化的层面，且多已蜕化为
点缀的或娱情的。可见，传统的文化主构已经终结。

早在公元之初，耶稣就主张"旧瓶无法装新酒"；否则，他认为新酒(材料)将会胀破旧瓶(主构)。
因此，合理的方法是以新瓶来装酒，一种以或新或旧的材料酿出的新酒。《河殇》的批判矛头是指向
旧的主构及其残余意识，因此，它并不反对更新主构及其意识去吸收、转换旧的游离物，并赋予它新
功能。它并不反对以今人为主体去吸收传统，它不同意的只是以传统为主构而把今人当作旧传
统的工具加以改造与补充。这不正是一种前进的改革意识吗?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科学文明是否冲突，我认为不仅在世界观上，而且在整个系统上都不
言而喻地对立并冲突着。甚至连基于斯大林模式的旧体制这一小传统本身也限制并排斥着现代的科学
技术，否则当今又何须倡导改革、开放呢!同时，把儒学与"中世纪基督教"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关系
相提并论也不妥当。现代科学文明是从基督教社会中生出的;中国社会与西方前工业社会对科学文明
的排斥，应分别理解为"文化系统间的斗争"与"文化系统内的斗争"，这是截然不同的。

据此，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早已被中国现代化过程所抛弃，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不在于讨论应不
应该抛弃传统文化或如何抛弃;而在于探索如何在社会文化的百废待兴中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
----这便是《河殇》的立意所在。

拿来主义与急病乱投医

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拿来主义,为什么同是拿来,在日本创造
了经济奇迹.在中国却造成了政治动乱呢? 在我看来,这与拿来后消化的难
易程度有很大关系。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由于知识精英们的急病乱投医,容
易消化的思想意识,往往是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联与相似性的.同样
是学习西方,日本学到了重商,中国却由于知识精英们强烈的反商意识,商贾
就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对官僚的膜拜却一如既往. 国人学得最快的,恰
恰是与我们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意识有异曲同工的那外来的"平均主
义"(共产主义)。 好个外国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绝妙"组合.难怪它被奉
为至宝,发展到了极致.

近代西方得以强盛的两大法宝-重商主义与政教分离，对于对此
并不熟悉而且内陆 意识强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学到家的。
况且,实行重商主义，对于那些只长于八股文章和吟诗作赋的官老爷来说，
要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实业家分享，实在是免为其难了。 我们几十年
来所实行的恰恰是造成中世纪黑暗欧洲的政教和一，我们所学到的只是极端
平均主义和僵化的教条.我们一次次地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可我们从传
统文化所继承下来的却是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害的"官本位"意识. 反观日本，
由于岛国的关系，它的发展不得不对外扩张。先前早在亚洲各地行劫并贸易
的倭寇，他们的后代们,西方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难学的东东。他们很
快学上手,并将中国打得惨败.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至1988,当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获得了举国轰动,
确实掀起了一阵阵学习海洋文化的热潮,遗憾的是,"知识精英"们从中得到
的启示,不是海洋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 -- 重商,贸易和实业上. 他们依五四
以来的惯性又一次将焦点对准了传统文化. 他们惊奇的发现,儒家思想竟然
有如此大的生命力, 深嵌于每一个国人的骨髓之中. 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
还是"中国的历次启蒙运动,都要从五四开始".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毛病还是传统糟粕的积淀太深,尽管
我们经历了多次革命,传统的桎皓仍摆脱不掉.而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拔除这
传统的祸根.这次"文化"运动的主体, 北京的文化"精英"们, 由于其极度的
反商传统和官僚膜拜意识,也由于自己对商贸的鄙视无知,对他们汲汲称赞的
海洋文化的精髓--重商,实业,是难以理解和消化不了的.明明有广东,特别是
深圳等珠江三角洲的初步成功. 可对这些"文化精英们来说, 精英"们不
懂,也一时消化不了的东西. 他们所熟悉,他们从剧所吸收,被打动的,依然
是那给他们予反叛立即快感,并获得"社会良心"称谓的" 五四".他们的"理想
主义"也要求他们寻找那可医百病的"政治理想模式".他们所追求的，还是那
政治的“正统”模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五四的方式,是再恰当
不过的了.

在北京代表"正统"文化的昨天,南方的的任何改革的成功模式,
是很难推广到北方的.北京人擅长的是政治运动与宫廷文化, 重商文化和
海洋贸易意识, 对他们来说只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他们所热衷,所擅长的,
是那政治官场上权位的角逐.由于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唯系于官场,他们所采取
得任何反叛行为, 都是没什么后路可言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他们身上, 很难
看得出"妥协"的必要性. 政坛上的每一场战斗,都是毫无退路的生死之战.
要将他们拉离那虽险恶却深具吸引力的官场,是多么困难的啊.他们或许会哀
叹自己的待遇不好,可他们就是没意识到,他们正是造成此一状况的直接原
因.他们正是那极低效率政府机构里的寄生虫.

所以本人以为, 92年邓公的南巡,深具历史意义. 它第一次宣告
了重商,贸易的"正统性". 对于89年事件后众多郁郁寡欢的众多官场上的
角逐者来说, 它指出了另一条升迁之路. 也因如此, 官场上僧多粥少的局面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它对于自诩“正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实在是一大
震撼，过去的“知识垄断者“，在这新 滚滚商潮中显得迂腐又孤陋寡闻，
他们开始唉叹他们已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已不再是过去那众人景仰，有
“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能力的社会主导者。其实,这种社会奋斗目标的多样
化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的标志.可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中国官僚机构,依旧
是过分庞大的机器,还有众多对端铁饭碗趋之若鹜的追求者.如何减 员,依然是
政府与民间的一大头疼之事. 什么时侯官场不再那么吸引人，更多的才华出
众者进入财富创造的行列，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19100年10月25日 04时57分22秒
标题: 歪谈运动与革命

回应:
歪谈运动与革命

过去的数十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年青人对社会不满所
采取的任何方式的抗议行为都是正义的. 我们肯定五四前辈的爱国行为,
却丝毫不去触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社会新旧文化的衔接中断,
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畸形变化和社会动荡.五四青年也因此成为一代代青年心中的
偶像，似乎以运动方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才足以表现自己是社会
的良心。几十年不断造反的结果，也形成了青年人对攀援社会阶梯的急躁心理。
似乎运动的参与，是将来提高社会地位的必须经验。成者，便可使自己快速攀援
至社会地位的高峰。败者，也可使自己以受害者身份在将来政局逆转之际博取
社会的同情，也可能快速爬升。科举制度已经消亡，可人的求取功名的欲望
并未因此而泯灭。过去科举制度明确的升官晋爵之路，虽不再适应于当今现世，
却也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升迁法则。然而这种制度被打破之后却没有建立起新的
可供人们向上爬的社会秩序。经过不断的动乱，运动和革命，以及当权
者的推波助澜，另一种价值观便形成了，那就是，社会不良现象，只有通过
不断的社会运动才能得以改良。同时对青年人来说，也是自己升官晋级的
快速通道。五四，已经成为了新的图腾，成为新的“伟大”和“崇高”的
标准。

同时，几千年来学而优则士的传统，使中国的读书人将其最高的人生目标和
最终职业选择放在了官场，那里成了他们发迹希望的唯一所在。这种人生目标的
单一化也使中国的官僚体系不断膨胀。由于吃皇粮的人太多，社会的有限资源
被迫拿来养活大量不事生产，对国家税收毫无贡献的各级官僚。也因此本来
国家应大量投资的教育及各种基础设施得不到应有的投入。知识分子们或许会
大声疾呼教育的重要，悲叹教育经费的不足，却不曾想过经费的来源 - 税收。
他们也不去想想，自己对社会财富做过多少贡献。而且大量的人挤在政府
机关，因其升迁机会有限(毕竟政府是金字塔机构，只有一个主席，一个总理)，
官员的退路有限，因非官方的部门未能提供比政府机构更优厚或相等的机会和职位，
也助长了官员的恋位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机关里的权位斗争异常激烈。也
给了年青学子(未来官僚)对循序渐进的升迁过程极之不耐烦。进而以群众运动方式
将上一辈赶下台，好使自己取而代之。中国自五四以来，似乎就是这种运动的
不断循环。


我们很钦佩不畏权势，勇于为社会不良现象鸣不平的人。可我们有没想过，为什么
这种人的数目是如此稀少。人们之所以畏于权势，是因为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太少，
没有足够的本钱和力量与权势抗争所致。我们渴望自己有独立人格，可却没有想过，
要想思想上的独立，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而知识分子的反商，厌商
和轻商，便是将自己屏弃于经济独立之外的行为。其结果是要么依附政府，要么
站在反政府一边，为夺取政权效力。


可以大胆的说，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是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心态改变的
分水岭。他们终于认识到了，人生目标不止升官一途，经商并不是什么可耻的
职业。虽然仍有许多人仍“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下海去，更多的人
是抱著很大的热情投入的。商场并非一片净土，其中尔夷我诈，功利非常的现实，
也使初涉商场的人嘘叹不已。可商战毕竟是商战，它太激烈，由于它的牵涉面
比政治要小得多，所以它即使对他人有伤害，也比政治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
双赢互利，与政治你死我活的零合游戏相比，要文明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