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1, 2007
辛亥革命是满汉冲突的总爆发
先来了解一下满清统治的基础，它靠的是：1。武力的威慑2。满族和汉族仕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清朝统治的初期靠的武力的威慑，而后呢满族的统治还必须靠和汉族仕绅阶层形成的某种程度的利益结盟，仕绅阶层起的是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底层民众桥梁作用。关外来的满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可只要汉人承认满人的治权，不造满人的反，满汉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八旗贵族人人享有奉禄，可世代从军、世代为官，而汉族人也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当然不可能爬到很高的地位，最终还是满人说了算），如果汉人的期望不高，默认了这种社会升迁规则（流动机制），那么满清的统治就没有什么风浪。虽然时不时有局部地区的汉人造反，但最终都没能形成气候，都被武力镇压下去了。
而清末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先来看汉族仕绅的政治立场。
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给了满清皇室很大的刺激，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专制强国大国俄国。日本的胜利使满清政府意识到非改不可了。同年满清的五个大臣分别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回来的结论是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之后呢一个个很带有进步意义的政策相继出台，当年9月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
科举的废除意味着这千年以来社会下层流向上层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旧的流动机制没有了，那么新的替代机制是什么呢？新时代的官员该怎么选拔？功名的获得现在靠的是什么途径？这些就是原来寒窗苦读的千千万万立志走科举路的士贡生们（也就是候补官僚们）必须考虑的大问题了。
他们从满清政府那里得到答案了吗？
没有。科举教育之后被学堂教育取代。未进入学堂学习的“数百万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登进之路”。（梁启超语）
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出路有是怎样的呢？
科举废除前（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尚有学堂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说明：“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 而小学毕业则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堂毕业生则“侯旨赏给”进士。
而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增加太快，每年都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清庭满足他们进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名额毕竟有限，这种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这种挫折感便形成学生群体性的不满。要消解这种不满，就必须要求绝大部分的新式学堂学生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职业期望由做官向别的方向转变。该怎么转变，向什么方向转变，对这些问题他们是茫然的。仕途之路受阻，所以他们对清体制不再留恋。他们中其中的一部分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思想备受海外同盟会的影响，许多日本军校毕业回国参加了新军，成为新军的中下级军官。
以上是清末候补官僚阶层的处境。
再来看相对保守的汉族中层官僚利益集团的立场。
1906年，清政府施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措施，准备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到了1909年，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级准立法机构，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如果督抚对决议无异议便可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则需重审；如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则需征求资政院的意见。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册场所。但是，咨议局对各省督抚已形成约束，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
而他们的政治期望也随着清政府对立宪的承诺水涨船高，他们要求能尽快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于是各地方的绅士阶层开始互相联络，形成了当时极有影响的立宪派。
1909年清廷宣布在九年内立宪。而这个时间表显然不能让立宪派满意的。
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其结果都是被拒绝了。
这时候满清皇室对与日俱增的汉族官僚们的政治要求渐感不安起来，立宪以后满贵族的权力会不会旁落呢？
1911年5月8日，焦躁不安的满清皇室宣布建立内阁制。内阁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院负责。13位阁员中，满族占九名，奕劻、善耆、载泽、载洵、绍昌、溥伦、寿耆等7人是皇族，分别控制着总理、民政、库支、海军、司法、农工商、理藩等大臣职位。另满族贵族那桐、荫昌则任协理、陆军大臣。汉人只有4位，掌握些不重要的部。这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试图“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这种维护满族君权的行为和绅士阶层的立宪期望相差太大。一时间，举国哗然。清廷的信用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他们的政治取向也开始改变。这时革命在他们心中，逐渐由反对变为默许或支持，希望革命成为向清朝施压以使之改弦更张走上真立宪的手段。当武昌起义于爆发后，各地的咨议局不是响应，就是观望。
这是汉族中层官僚这时候的政治取向。
当然，以上两个利益集团的离心离德虽然切断了满族和汉族仕绅之间的利益联系，还并不足于导致满清的垮台。因为即使他们起来造反，清廷仍然可以派军队镇压。
那么军队里满汉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满清的正规军队原来是由以从军为生的八旗军和绿营兵组成，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先是把它精锐的八旗和绿营兵将调到南方战场和太平军作战。可是这些正规军太缺乏作战能力，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因而清廷不得不争取汉族豪绅的支持，让他们在本乡本土建立地方团练和太平军对抗。于是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李鸿章组织了淮军，左宗棠也成立了楚军。他们平乱的胜利标志着清体制内汉族军事强人的崛起。
这些地方团练镇压内乱有一手，有一定战力，可它们和西方日本的现代军队的差距还是太大。湘、淮军在甲午陆战中的屡战皆败，让清政府意识到了必须一支建立拥有西式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裁汰原有旧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实权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总理练兵事务。到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还派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这时，位高权重的袁世凯渐渐使满族皇室大为不安。因为袁毕竟是个汉人。１９０７年，皇室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削去了兵权。改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第二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此外载沣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
满族皇室的这些排挤汉族高级军官的举动，使得军队里上下层流动机制变得不顺畅。可以想见的会在以汉人为主的中下级军官酿成不满情绪。本来汉人能指望干得好的话还能有希望升上袁这样的高位，现在看来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变得越发不可能了。这时，原来在日本留学就深受同盟会影响的中下级军官们就越发倾向革命。
这样，满族亲贵和汉族各阶层的日益疏远，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只需通过一个偶发事件引发出来。1911年四川发生了以保护地方利益为目的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清廷令大部驻扎于武汉的新军入川平叛，武汉清军兵力减弱，同盟会趁机和部分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发动起义，而后南方各省由咨议局领头纷纷宣布独立。本来清廷可以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加以弹压，可是新上任的陆军大臣荫昌发现自己调动不灵，清廷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这时被排挤过的袁世凯对清廷的忠心已经大不如前，已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挽救大清江山的曾国藩了。矫奸巨滑的他大耍两面手法，最后成了压死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结：满清最后覆亡是因为满族亲贵的防汉行为引起的，这一系列防汉措施把满族以外的汉族各阶层统统推向了反清阵营。清朝的存在依赖于满族和汉族士绅阶层的同舟共济，是汉族官僚的全面反叛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解体。
结论：满清的覆亡的真正原因是新政。新政施行的必然后果是汉人政治欲望的不断高涨，进而引发了满族亲贵的防汉举动。一系列防汉措施又把满族以外的汉族各阶层统统推向了反清阵营。清朝的存在依赖于满族和汉族士绅阶层的同舟共济，是汉族官僚的全面反叛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解体
先来了解一下满清统治的基础，它靠的是：1。武力的威慑2。满族和汉族仕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清朝统治的初期靠的武力的威慑，而后呢满族的统治还必须靠和汉族仕绅阶层形成的某种程度的利益结盟，仕绅阶层起的是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底层民众桥梁作用。关外来的满族享有超乎其他民族之上的权利，可只要汉人承认满人的治权，不造满人的反，满汉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八旗贵族人人享有奉禄，可世代从军、世代为官，而汉族人也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层（当然不可能爬到很高的地位，最终还是满人说了算），如果汉人的期望不高，默认了这种社会升迁规则（流动机制），那么满清的统治就没有什么风浪。虽然时不时有局部地区的汉人造反，但最终都没能形成气候，都被武力镇压下去了。
而清末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先来看汉族仕绅的政治立场。
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给了满清皇室很大的刺激，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专制强国大国俄国。日本的胜利使满清政府意识到非改不可了。同年满清的五个大臣分别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回来的结论是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之后呢一个个很带有进步意义的政策相继出台，当年9月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
科举的废除意味着这千年以来社会下层流向上层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旧的流动机制没有了，那么新的替代机制是什么呢？新时代的官员该怎么选拔？功名的获得现在靠的是什么途径？这些就是原来寒窗苦读的千千万万立志走科举路的士贡生们（也就是候补官僚们）必须考虑的大问题了。
他们从满清政府那里得到答案了吗？
没有。科举教育之后被学堂教育取代。未进入学堂学习的“数百万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登进之路”。（梁启超语）
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出路有是怎样的呢？
科举废除前（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尚有学堂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说明：“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 而小学毕业则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堂毕业生则“侯旨赏给”进士。
而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增加太快，每年都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清庭满足他们进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名额毕竟有限，这种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这种挫折感便形成学生群体性的不满。要消解这种不满，就必须要求绝大部分的新式学堂学生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职业期望由做官向别的方向转变。该怎么转变，向什么方向转变，对这些问题他们是茫然的。仕途之路受阻，所以他们对清体制不再留恋。他们中其中的一部分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思想备受海外同盟会的影响，许多日本军校毕业回国参加了新军，成为新军的中下级军官。
以上是清末候补官僚阶层的处境。
再来看相对保守的汉族中层官僚利益集团的立场。
1906年，清政府施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措施，准备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到了1909年，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级准立法机构，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如果督抚对决议无异议便可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则需重审；如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则需征求资政院的意见。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册场所。但是，咨议局对各省督抚已形成约束，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
而他们的政治期望也随着清政府对立宪的承诺水涨船高，他们要求能尽快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于是各地方的绅士阶层开始互相联络，形成了当时极有影响的立宪派。
1909年清廷宣布在九年内立宪。而这个时间表显然不能让立宪派满意的。
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其结果都是被拒绝了。
这时候满清皇室对与日俱增的汉族官僚们的政治要求渐感不安起来，立宪以后满贵族的权力会不会旁落呢？
1911年5月8日，焦躁不安的满清皇室宣布建立内阁制。内阁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院负责。13位阁员中，满族占九名，奕劻、善耆、载泽、载洵、绍昌、溥伦、寿耆等7人是皇族，分别控制着总理、民政、库支、海军、司法、农工商、理藩等大臣职位。另满族贵族那桐、荫昌则任协理、陆军大臣。汉人只有4位，掌握些不重要的部。这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试图“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这种维护满族君权的行为和绅士阶层的立宪期望相差太大。一时间，举国哗然。清廷的信用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和不满，他们的政治取向也开始改变。这时革命在他们心中，逐渐由反对变为默许或支持，希望革命成为向清朝施压以使之改弦更张走上真立宪的手段。当武昌起义于爆发后，各地的咨议局不是响应，就是观望。
这是汉族中层官僚这时候的政治取向。
当然，以上两个利益集团的离心离德虽然切断了满族和汉族仕绅之间的利益联系，还并不足于导致满清的垮台。因为即使他们起来造反，清廷仍然可以派军队镇压。
那么军队里满汉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满清的正规军队原来是由以从军为生的八旗军和绿营兵组成，太平天国兴起后，清政府先是把它精锐的八旗和绿营兵将调到南方战场和太平军作战。可是这些正规军太缺乏作战能力，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因而清廷不得不争取汉族豪绅的支持，让他们在本乡本土建立地方团练和太平军对抗。于是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李鸿章组织了淮军，左宗棠也成立了楚军。他们平乱的胜利标志着清体制内汉族军事强人的崛起。
这些地方团练镇压内乱有一手，有一定战力，可它们和西方日本的现代军队的差距还是太大。湘、淮军在甲午陆战中的屡战皆败，让清政府意识到了必须一支建立拥有西式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裁汰原有旧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实权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总理练兵事务。到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为了为新军训练军官，还派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这时，位高权重的袁世凯渐渐使满族皇室大为不安。因为袁毕竟是个汉人。１９０７年，皇室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削去了兵权。改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第二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此外载沣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
满族皇室的这些排挤汉族高级军官的举动，使得军队里上下层流动机制变得不顺畅。可以想见的会在以汉人为主的中下级军官酿成不满情绪。本来汉人能指望干得好的话还能有希望升上袁这样的高位，现在看来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变得越发不可能了。这时，原来在日本留学就深受同盟会影响的中下级军官们就越发倾向革命。
这样，满族亲贵和汉族各阶层的日益疏远，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只需通过一个偶发事件引发出来。1911年四川发生了以保护地方利益为目的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清廷令大部驻扎于武汉的新军入川平叛，武汉清军兵力减弱，同盟会趁机和部分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发动起义，而后南方各省由咨议局领头纷纷宣布独立。本来清廷可以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加以弹压，可是新上任的陆军大臣荫昌发现自己调动不灵，清廷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这时被排挤过的袁世凯对清廷的忠心已经大不如前，已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挽救大清江山的曾国藩了。矫奸巨滑的他大耍两面手法，最后成了压死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总结：满清最后覆亡是因为满族亲贵的防汉行为引起的，这一系列防汉措施把满族以外的汉族各阶层统统推向了反清阵营。清朝的存在依赖于满族和汉族士绅阶层的同舟共济，是汉族官僚的全面反叛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解体。
结论：满清的覆亡的真正原因是新政。新政施行的必然后果是汉人政治欲望的不断高涨，进而引发了满族亲贵的防汉举动。一系列防汉措施又把满族以外的汉族各阶层统统推向了反清阵营。清朝的存在依赖于满族和汉族士绅阶层的同舟共济，是汉族官僚的全面反叛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解体
Saturday, November 25, 2006
Postcards From Tomorrow Square James Fallows The Atlantic Online December 2006 Postcards From Tomorrow Square James Fallows
Postcards From Tomorrow Square
Our man in Shanghai samples budget beer, survives subway scrimmages, and starts li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breakneck modernization by James Fallows
.....
From Atlantic Unbound:
Slideshow: "Our Man in China"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wenty years ago, my wife and I moved with our two young sons to Tokyo. We expected to be there for three or four months. We ended up staying in Japan and Malaysia for nearly four years. We traveled frequently in China, Indonesia, Thailand,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we dodged visa rules to get into Burma and Vietnam. One year our children attended Japanese public school, which helped and hurt them in ways we’re still hearing about. After our family moved back to Washington, I spent most of another year on reporting trips in Asia.
Not long ago, my wife and I moved to Shanghai for an indefinite stay. You can’t do the same thing twice, and we know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be different. Our children are twenty years older and on their own. We are, well, twenty years older. The last time, everything we saw in Japan and China was new to us. This time, we’re looking at Shanghai to compare its skyscrapers and luxury-goods shopping malls with the tile-roofed shop houses and rundown bungalows we first saw here in 1986. The whole experience of expatriation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which allows you to listen to radio programs via Webcast and talk dail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via Skype.
But it still means something to be away from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the scenes and texture of daily home-front life: the newspapers, the movies, the range of products in the stores. (Most of America’s ubiquitous “Made in China” merchandise is hard to find in China itself, since it’s generally destined straight for export.) And the overall exercise is similar in this way: the Japan of the 1980s was getting a lot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today’s China is getting even more. My family and I saw Japan on the way up.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we were there, the dollar lost one-third of its value against the yen. On each trip to the money-changing office the teller’s look seemed to become more pitying, and on each trip to the grocery store (forget about restaurants!) we ratcheted our buying targets another notch downward. The headlines trumpeted the yen’s strength and the resulting astronomical valuation of Japan’s land, companies, and holdings as signs of the nation’s preeminence. The dollar’s collapse made us acutely aware of the social bargain that affected everyone in Japan: high domestic prices that penalized consumers, rewarded producers, and subsidized the export success of big Japanese firms.
China has kept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as Japan did until 1985, just before we got there), and because it’s generally so much poorer than Japan, the daily surprise is how inexpensive, rather than expensive, the basics of life can be. Starbucks coffee shops are widespread and wildly popular in big cities, even though the prices are equivalent to their U.S. levels. But for the same 24 yuan, or just over $3, that a young Shanghai office worker pays for a latte, a construction worker could feed himself for a day or two from the noodle shop likely to be found around the corner from Starbucks. Pizza Hut is also very popular, and is in the “fine dining” category. My wife and I walked into one on a Wednesday evening and were turned away because we hadn’t made reservations. Taco Bell Grande is similarly popular and prestigious; the waiters wear enormous joke-like sombreros that would probably lead to lawsuits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 if worn in stateside Taco Bells. Kentucky Fried Chicken is less fancy but is a runaway success in China, as it is in most of Asia.
Through my own experiment in the economics of staple foods, I have been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beer that is too cheap, at least for my tastes. On each of my first few days on scene, I kept discovering an acceptable brand of beer that cost half as much as the beer I’d had the previous day. It was the Shanghai version of Zeno’s paradox: the beer became steadily cheaper yet never quite became free. I had an early surprise discovery of imported Sam Adams, for 12 yuan, or $1.50, per 355-ml bottle, which is the regular U.S. size. The next day, I found a bottle of locally brewed Tiger, which is the national beer of Singapore, for 7 yuan, or 84 cents per 350 ml. Soon I had moved to 600-ml “extra value” bottles of Tiger at 6 yuan (72 cents per 600 ml), then Tsingtao at 3.90 yuan (45 cents per 600 ml), then Suntory at 2.90 yuan (35 cents per 600 ml). It was when I hit the watery, sickly-sweet Suntory that I knew I’d gone too far. There was one step further I hesitated to take: a local product called REEB (ha ha!), which is what I often see the illegal-migrant construction workers swilling, and which was on sale for 2.75 yuan. One night, in a reckless mood, I decided to give REEB a try. It was weaker than the Suntory—but actually better, because not as sweet.
The signs of China’s rise are of course apparent everywhere. We can still see many parts of Shanghai that have escaped the building boom of the last two decades—the streets lined with plane trees in the old French Concession district, the men who lounge outside in pajamas or just boxer shorts when the weather is hot. But to see them we have to look past everything that’s new, and the latest set of construction cranes or arc-welding teams working through the night to finish yet more projects. From a room in the futuristic Tomorrow Square (!) building where we have been staying, I can look across People’s Square to see three huge public video screens, which run commercials and music videos seemingly nonstop. The largest screen, nearly two miles away, is the entire side of the thirty-seven-story Aurora building in Pudong, Shanghai’s new financial district. In the daytime, the sides of the building are a shiny gold reflective color. At night, they show commercials to much of the town. “People under thirty can’t remember anything but a boom,” a European banker who has come to Shanghai to expand a credit-card business told me. “It’s been fifteen years of double-digit annual expansion. No one anywhere has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My family arrived in Japan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its collapse. About the strange nature of that “decline—one that left Japan richer, and its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position stronger, than it was during its “boom—there will be more to say in later reports. But obviously it raises the question: Is this ahead for China? Have we arrived in time to watch another bubble burst? I don’t know—no one can—but as a benchmark for later reports, I will mentio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surprised me in my first few weeks, and I’ll do so via lists.
Numbered lists are popular everywhere—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Four Freedoms—but they seem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Japan,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the “Three Ks—the three kinds of work for which the country was quietly tolerating immigrant labor. These were what translated as the “Three Ds”: the jobs considered too kitanai (dirty), kiken (dangerous), or kitsui (difficult) to attract native-born workers in modern, rich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ese forces were notorious for applying a policy of “Three Alls” to occupied China: kill all, burn all, loot all. Memories of that slogan made for hard feelings when a Japanese-owned firm recently tried to register the trademark “Three Alls” (sanguang) in China; because of protests, the application was turned down. Early this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out a widely publicized list of “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honors,” or more prosaically “Eight Do’s and Don’ts,” to express what President Hu Jintao called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For instance: Do strive arduously; Don’t wallow in luxury. I bought a poster with the full list at the local Xinhua bookstore.
In a similar constructive spirit, I now offer “Four Cautions and Two Mysteries.” These are meant to illustrate what has surprised me so far and what I am most curious about. It is also a partial and preliminary agenda for future inquiry.
Caution One:Watch out, Japanese people!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o get into a talk with a Japanese intellectual or statesman is sooner or later to ponder the effects of World War II. When will Japan emerge from the war’s shadow as a “normal” nation, with a constitution written by its own people (versus the one created by Douglas MacArthur) and with a bona fide army, as opposed to something that has to call itself the “Self-Defense Force”? When will the Chinese and Koreans—and for that matter the Singaporeans and Filipinos and Australians—stop mau-mauing Japan with their wartime complaints? What special mission and message does Japan have for the world, as the first and only country to have suffered a nuclear attack? Will Japan’s view of America always be skewed into an inferiority/superiority complex, because of the U.S. role as conqueror in the war? The process is similar to discussions in Germany—except that Germans tend to be preemptively apologetic about the problems their forebears caused the world, and Germans make no special claim to suffering like Japan’s.
The process is not at all similar to discussions about the war on this side of the Sea of Japan. I put this item first because for me it has been the most startling. “Frankly, we hate the Japanese,” an undergraduate at a prestigious Chinese university told me, in English.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his comment and what I heard from countless other young people was the word frankly.
Why should this be surprising, given the centuries of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ainly because of the people who expressed their hostility in the most vehement form: students in their teens and early twenties. They had not been born, nor had their parents (nor even, in many cases, their grandparents), when Japanese troops seized Manchuria in the 1930s, bombed and occupied Shanghai, and slaughter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ivilians during the Rape of Nanking. Wartime memories die hard, but you expect them to be most intense among actual participants or victims, and therefore to fade over time. Israeli teenagers aren’t obsessed with today’s Germans. I was not able to spend much time at universities talking with students when I was in China in the 1980s, but I don’t remember anything comparable to today’s level of bile.
The breadth of hostility surprised me for another reason. For years I have been skeptical of the idea of an anti- Japanese resurgence in China, viewing it as government-manufactured sentiment designed to deflect potential protest toward external enemies and away from the Chinese regime. In a new book called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Susan Shirk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occasions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liberately drummed up anti-Japanese sentiment—or damped it down, when it seemed to be getting inconveniently robust.
In a country where media and education are as carefully controlled as they are in China, all public opinion is to an extent manufactured. “The students are excited,” a professor at a leading Chinese university told me. “They can be calmed down.” Still, I don’t view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s a ploy anymore. “You say anything at all about Japan [on a blog or computer bulletin board], and there will be 10,000 posts immediately,” an official of a Chinese high-tech firm told me. “The mob effect can get out of control.”
Partisans of Baidu, the main local search-engine company (which is listed on NASDAQ and has Americans as its main investors) recently ran a blog campaign touting it over Google. One illustration was Google’s supposed inability to return any results for searches on “Nanjing Massacre” (or “Nanking,” the older Western spelling) whereas Baidu returned plenty. There was a technical reason—Google’s servers are outside China and thus must cross the government’s “Great Firewall” to send results to users in China. The firewall routinely screens out references to “massacre,” as in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so it blocked Google’s results. Baidu’s servers and resources are all inside the firewall, and have been pre-scrubbed to remove references to Tiananmen and other prohibited topics. Google has since made adjustments so that it too can report on Nanking, but the episode show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The main trigger for renewed Chinese protest against Japan has been the (idiotic) persistence of Junichiro Koizumi, Japan’s former prime minister, in paying ceremonial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in Tokyo, where fourteen Class-A war criminals from World War II are among the 2.5 million Japanese war dead the shrine honors. Koizumi recently stepped down after five years in office, but his successor, Shinzo Abe, has refused to rule out continuing the visits. When I’ve asked Chinese students what they want from Japan, they often say an end to the Yasukuni visits and “an apology.” Formal apologies have in fact been offered many times by Japanese officials, and even by the current emperor. If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German-style ongoing contrition, this is not in the cards.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s taught in Japan, holds that Japan itself was the ultimate victim of the “Great Pacific War,” because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re is one tantalizing further twist to the syndrome. When I have asked young people why they should be so wrapped up with events seventy years in the past, the reply is some variant of: “We Chinese are students of history.” There are certain phrases you hear so often that you know they can’t be true, at least not at face value. Yes, China’s years of subjugat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Japan obviously still matter. But the history that is more recent but less often discussed is tha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1966 to 1976, when the parents of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nt into the countryside and often forced to denounce their own parents. In an eloquent new book called Chinese Lessons, John Pomfret of The Washington Post recounts the ways that his classmates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the early 1980s, bore the emotional and even moral imprint of those years. They’d been made to do things they knew were wrong, and they found ways to rationalize away that knowledge. So far every student gathering I’ve been to has included a volunteered reference to the evil Japanese, and none has included a reference to the evils of Chairman Mao (whose picture is still on every denomination of paper money) and his Cultural Revolution.
Caution two:Watch out, Olympians!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f you’ve ever doubted the impact of big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consider the exampl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Beijing will of course host the Olympic Games in less than two years; Shanghai will have a World’s Fair in 2010. In Japan, I often heard that the 1964 Olympics represented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 opinion. I saw a similar effect in South Korea during preparations for its 1988 Olympic Games. In the mid-1980s a countdown clock in Seoul’s main square showed the number of days until th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The clock was a dramatic sight during the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of 1987, when the number of days remaining was barely visible through drifting tear gas.
I’ve seen countdown clock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Qingdao, the coastal city that gave its name (with a different English spelling) to Tsingtao Beer and where the Olympic sailing events will be held. China certainly seems to be taking the spectacles 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Posters with morale-building slogans are everywhere—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that appear benea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often touching. (This is the place to say: While trying hard, I still have no working command of spoken Chinese, and rely on interpreters. I can generally read posters or newspaper headlines, because of similarities with written Japanese.) “If the world gives us a chance, we will return it many splendors,” says the English line of an Olympic poster in Shanghai. The English on Qingdao’s poster says, “Civilized Qingdao Greet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urbishing under way for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s Fair are phenomenal. Shanghai has five functioning subway lines now—and functioning very well, with better features than I have seen on any public-transportation system anywhere in America. (Plasma screens in all stations show the seconds until the next train’s arrival; an advanced E-ZPass–style fare system lets you pay with one card for subways, buses, taxis, and ferries; LCD screens in the subway cars show entertaining short advertising videos; there is cell-phone coverage in the subways and just about everywhere in Chinese cities; etc.) The city is supposed to have thirteen lines by 2010. During several days in Beijing, I found it hard to look anywhere without seeing a road, sewer, stadium, or hotel being built.
Many aspects of the new, improved China will be up for the world’s inspection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But there is one little catch: the air. Unless something radical changes,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athletic events can take place in air as dirty as Beijing’s. I am not a sissy: I grew up outside Los Angeles and have been to Mexico City, Bangkok,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hellholes. During the first few weeks my wife and I were in Shanghai, we wondered whether the pollution talk was all a big scare, since the skies were beautiful and blue. Then the typhoons that had been freshening the airflow over China (and drown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petered out, and Shanghai developed a serious haze. But I’ve never, even in the worst ozone-alert days of my youth, seen anything like Beijing.
There are reasons for its problems—Beijing, like Los Angeles, sits in a sun-baked basin that traps pools of air. There are also solutions. Big industrial plants are being moved out of town, and everyone assumes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the Games, the authorities will do whatever they have to—closing factories, banning private traffic—to bring pollution down to an endurable level. On my first drive into the city from its Capital Airport, in the summer of 1986, I saw pathetic little rows of saplings. Now impressive stands of trees line that same route. Throughout the city, gardens and green spots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ey appear to survive. Still. If the marathon runners, or even the archers, can finish their events without clutching their chests and keeling o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special.
Caution three:Watch out, America!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ne thing I have learned through travel is that every country is unhappy with its school system. The reasons for unhappiness in America are familiar. In Jap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complaint is that memorization for national university-admissions exams creates a generation of unimaginative zombies who are so overstressed by the time they reach college that they sleep, shop, or play video games through the next four years. “America is heaven until you are eighteen,” a Chinese professor said, using a slogan I later heard from others. “China is hell.” Despite a memorization-and-exam system as onerous as any country’s, South Korea is enjoying a vogue right now as a source of creativity. Its cartoons, its televised soap operas, its clothing fashions, even its Samsung mobile phones are popular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South Korea’s recent pizzazz, however it has been achieved, has only intensified long-standing and often-voiced dismay in China and Japan over how to make their students not just technically competent but also “imaginative” and “creative.” The distress is particularly acute in China, because, contrary to what most Americans would assu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s so little on education, and so much of what it spends is concentrated on a handful of elite schools. Overall, China spends just over 3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about half as much as the average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of the money goes to the top ten schools, and what goes to the top ten mainly goes to the top few,” a professor at one of the favored schools told me. This makes getting into the “best” name-brand schools—like Tsinghua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Fudan and Jiao Tong in Shanghai—all the more important,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need for students to cram for tests and the advantage for those who go to high-fee private high schools.
I think I’ve seen the answer to China’s education problem—and in a way, to America’s. It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ng Chinese people keep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some for college, and very large numbers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for work.
It is possible to feel an abstract generational envy—oops, I mean a vicarious excitement—for educated Chinese in their teens through their early thirties. They know that their country is on the rise, and while its political problems are enormous, their prospects are brighter than for any previous generation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ir culture.
Within this favored group there is a smaller set that seems particularly fortunate. These are the native-born Chinese who have spent a few years studying or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merican software entrepreneur I met here (when he was visiting his company’s subsidiary in Hangzhou) explained his theory that modern economies and cultures are driven by “tribes” of people on the move. The tribe of Jewish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who fled Hitler transformed America’s intellectual lif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ribe of graduates from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heavily represented in Silicon Valley and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there. Young Americans who served overseas during World War II or in the Peace Corps in the 1960s had a lasting effect on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and the hordes of young Mandarin-speaking Americans I keep bumping into in China could do the same.
The tribe of “returnee Chinese” seems very important to today’s China. My impression may be skewed, since I have met so many of these people at universities and in technology or financial companies. But I think anyone would find them, on average, a formidable group. From growing up in China, they learned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how to operate in this culture. From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m learned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trait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cultivate in China itself. These includ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skills; the idea of open academic debate, even with one’s elders; techniques for funding start-up firms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at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a sense that bribery, petty or grand-scale, is at least in principle wrong.
And most of them seem to have liked the process. The African students who trooped to Moscow and Beijing in the 1960s and ’70s often returned grumbling about mistreatment and racism; Americans who spend time in Japan often come away with love-hate feelings because of that culture’s exclusiveness. Chinese returnees, based on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re at least subconsciously pro-American. They have made friends and followed sports teams; many have raised culturally Americanized children. Despite obvious difference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despite obvious exceptions to the rule I am about to propound: on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get along with Americans, and vice versa. Because returnees have usually been part of either a university or a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China they’re more likely to think of working with General Motors (a huge success here and the leading automaker, with the locally manufactured Buick its most prestigious brand) or UCLA than with the counterparts from Japan or Europe.
If I were China’s economic czar, I would recycle as many of the country’s dollar holdings as possible on grad-school f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I were America’s immigration czar, I would issue visas to Chinese applicants as fast as I could, recognizing that they will create more jobs, opportunities, and friends for Americ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produce any other way for such modest cost. Many Americans will nod along with this point in principle. I would have, too, a few weeks ago. I’m saying that I feel it viscerally now, having met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begun to see their role in China. And to hear them say that their younger counterparts are going instead to Australia, England, or even Japan because of U.S. visa restrictions makes me want to say: America, wake up and watch out!
Caution four:Watch out, everyone!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t is too bad that “land of contrasts” is such a cliché, for there are situations in which it would be handy.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igid control and the near-complete chaos the newcomer sees in China is one of those.
I don’t mean to sound flip, because one side of this contrast, the regime’s repression and authoritarian controls, is a grave matter. Apart from its effect within China, it is likely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fri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years to come. Every day’s paper since I’ve come to Shanghai, and every hour’s set of blogs, has brought news of some fresh assertion of state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ly famous activist named Chen Guangcheng, blind since childhood, was convicted on charges of “organizing a mob to obstruct traffic” after he protested official misconduct. (Famous elsewhere, but not in China; I have found that few university students recognize his name, since Chinese media did not highlight his case.) Ching Cheong, a reporter from Hong Kong,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on apparently trumped-up charges of espionage.
Until I installed a “proxy server,” which allows my computer to tunnel under and around the “Great Firewall,” I was amazed at the parts of the Internet I could not reach from China. Technorati.com, for no obvious reason. Wikipedia. Both sites were mysteriously unblocked in October, but then I had trouble with Google News. One URL I can always reach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very useful official Web site, www.gov.cn, which has an English page. Naturally it highlights the upbeat: a white paper o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has as its first chapter,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to its credit, it also includes announcements of the latest restrictions on commerce, banking, and the news media.
A list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could be very long. On the other hand: at least on brief exposure, urban China hardly feels like a hyper- controlled or over-policed society. You can arrive at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airport thirty-five minutes before a scheduled domestic flight without needing to break into a nervous sweat. Few police are in evidence at the airport, and the security lines are short. (This is not because air travel is such a rarefied, elite taste in China. Fares a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 China Eastern Airlines shuttle flight I took from Shanghai to Beijing was a 747 with all seats filled.) Every instant of life in East Germany under the Communists or in Burma under its ruling generals reminded you that Big Brother was in control. Walking down Shanghai’s main shopping boulevards, Huaihai and Nanjing roads, makes you think you are in one vast bazaar. You can hardly walk a block in Shanghai without passing a vendor selling pirated movie DVDs, for less than $1 apiece. Viewing these has given me my first inklings of sympathy for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 never have to spend much for a movie in China, but the versions of movies I can see are terrible. I missed The DaVinci Code in America and bought a copy here. The dialogue had been dubbed into Chinese, and then subtitled back into English—sort of. When Tom Hanks is told that descendants of Jesus and Mary Magdalene might still be alive, he asks incredulously, “BE? They on the hoof?”
I have not before been anyplace that seemed simultaneously so controlled and so out of control. The control is from on high—and for most people in the cities, most of the time, it’s not something they bump into. What’s out of control is everything else.
Often this is in a good way. On an evening walk down a side street that looked little changed since the 1930s, my wife and I started noticing that nearly every person we passed was running a business of some sort. This man was riding a bicycle with a towering load of flattened-out cardboard, meant for a scrap dealer. That old woman was weaving together rice straws for a broom, helped by her toddler granddaughter who handed her straws. A middle-aged woman sat outside her house working on a sewing machine. A vendor who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trudged i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ttered along with a heavy yoke across his shoulders, balancing two heavy baskets full of peaches. Another man was selling crickets in tiny individual straw cages. It makes you marvel at Mao’s delusion in thinking that China could be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rather than a beehive of commerce.
One reason why Americans typically find China less “foreign” than Japan is that in Japan the social controls are internalized, through years of training in one’s proper role in a group, whereas China seems like a bunch of individuals who behave themselves only when they think they might get caught. As I took an airport bus from downtown Tokyo to the distant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 the trip to Shanghai, the squadron of luggage handlers who had loaded the bus lined up, bowed in unison, and chanted safe-travel wishes to the bus as it departed. When I arrived in Shanghai, I saw teenaged airport baggage handlers playfully slapping each other and then being told by the foreman to get back to work. In Japan, the controls are built in; in China, they appear to be bolted on.
A less attractive side of China’s social bargain comes in public encounters. Life on the sidewalk or subway may have been what Thomas Hobbes had in mind with his “war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 As technology, Shanghai’s subway is marvelous; as sociology, it makes you despair. Every person getting on a subway understand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room if people inside can get off. Yet the more crowded the station, the more certai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ne-of-scrimmage standoff as the people trying to surge in block those trying to escape. In a perverse way, I was relieved when I read that China’s traffic-death rate per mile driven was nearly ten times as high as America’s: I wasn’t crazy in thinking that the streets were a reckless free-for-all. The writer Gwynne Dyer recently explained that such carnage is typical of cultures where virtually everyone behind a wheel is a “first-generation driver,” raised with no exposure to traffic laws, defensive driving, or the damage cars can do. As more Chinese travel abroad as tourists, and China prepares to welcome more foreign travelers when the Olympics begin,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mind your manners” campaign urging people to stop “hawking” (noisily clearing their throats) and spitting on the street, to stop cutting to the front of lines, and to stop yelling at each other and into their mobile phones. Good luck!
The climate is that of the frontier, with an erratically vigilant sheriff showing up from time to time to crack heads. The untamed energies of individual Chinese have obviously helped the country grow, but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o me that the lack of Japanese-style collective virtues imposes limits on China. “We have a huge economy,” the founder of a Chinese software company told me at dinner one night. “But we don’t have any big companies. Why is that?” Depending on how it’s measured, China’s economy is either the third-, fourth-, or fifth-largest in the world. But only three mainland Chinese companies are among the top 500 in Forbes's lis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ith the largest, PetroChina, at No. 57.
This man’s answer was that scale requires trust, and “there is no trust in China.” People don’t trust others outside their family, he said. “They don’t trust the Internet. Or doctors. Or the mobile-phone company to bill them honestly. Or,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a company beyond the family scale requires many layers of trust: in accountants, underwriters,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 rule of law. “People are all looking for the profit in the next two years, so they cannot grow,” this man concluded. Would his company list shares on the stock exchange? “Ha!” he said. “The economy keeps growing, and the stock market keeps falling.” The big problem for the markets is what financiers call “lack of transparency—that is, the difficulty in knowing whether a given firm is making or losing money, and the suspicion that it is keeping several sets of books.
“Corruption, corruption, corruption!” another technology executive exclaimed to me. “You could knock off a hundred corrupt officials a day and you would not make a dent.” To take just one indicative example: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recently found it desirable to be “scholarly.” Thus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dignitaries who attend a few classes and soon get a Ph.D. Japan has always had its scandals—I was living there when police found gold bars and $50 million in the home and offices of Shin Kanemaru, a backstairs power in the ruling party. The most famous South Korean CEOs of the 1980s ended up in jail. But those countries—unlike Russia, the Philippines, or Indonesia—manage to keep their corruption within the “efficient” range, where it will not impede the growth of business. So far, China’s corruption must also have been kept efficient—how else could the country have come so far so fast? But I’ve been surprised to hear how often corruption is mentioned as a major long-term threat.
And now we confront Two Great Mysteries of China, which concern its leadership and its ideals. I’m not referring to a host of Minor Mysteries I hope to comprehend over time. For instance, the miracle of the malls: how so much of Shanghai’s showy new retail malls can be occupied by Prada, Armani, or Louis Vuitton stores—the real ones, not counterfeits—when there appear never, ever to be any customers inside. Who pays the rent? Or the miracle of the loaves: every run-down neighborhood has a bakery selling very good croissants and baguettes (though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cheese in China, which after all has no dairy-food tradition, and where a standard knock against Westerners is that they “smell like butter”). I am after bigger game.
Of course, it can seem preposterous for a newcomer even to raise such points, as if a foreigner in America observed that the country “is divided along party lines” and “has racial problems.” But here are two of the many themes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First Great Mystery of China: How skillful is the leadership?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veryone wants to know how long the Chinese economic boom can go on. Will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stop it? What abou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between big shots on the take and peasants kicked off their land? After all, a nearly unbelievable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s” took place in China last year,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up from an already alarming 58,000 in 2003. What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rollicking market system and an intrusive, controlling, one-party state? And what about a hundred other concerns amply documented in studies from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are all ways of asking: Can China continue to adapt? In adaptability,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puts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hame. Flower vendors and restaurateurs discovered that celebrating a Western-style Valentine’s Day increased their sales. Now the local florists promote one on the 14th of every month. One alley near our apartment is lined with shops offering turtles, fish, puppies and kittens, and birds as pets. On the next street over, most of the same creatures are offered as food. Whatever sells.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sits atop this society has been both adaptable and rigid. In the nearly thirty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ka capitalism under Communist political control, party leaders have adapted their way around one potentially ruinous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Even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es as their most grievous mistake—the brutal crackdown at Tiananmen Square—was, from the regime’s perspective, another success. Without it, they might well have been driven from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nunciation did not seriously slow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continued growth depends on businesses, both homegrown and foreign—bu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are still set by the commissars. Even in the relatively laissez-faire United States, the commissa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onstantly try to find the interest-rate level that will let the economy grow without causing inflation. The equation the Chinese planners have to solve is much more complex, involving everything from pollution to currency controls to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while exerting control.
As for pollution: How much can they allow without absolutely destroying the countryside? How much can they prohibit without hurting their big export businesses? Even if they want to clean up, can they enforce regulations that restrain polluting activities, when so many provincial authorities have so much graft to gain by approving the next freeway, toxic-waste dump, or coal-fired power plant?
As for trade fric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ance ministry has made a start toward wiggling its way out. By letting the yuan’s value rise very slowly against the dollar, China has held down the price it pays for oil and other imported commodities, which are priced in dollars—without overpricing its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s. Senators Charles Schumer and Lindsey Graham frequently threaten to propose trade sanctions on China if it does not let the yuan’s value rise much faster. Several economists I have interviewed here say that being forced to raise the yuan’s value would actually be a huge victory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It would drive down import costs even further, and would not do much to reduce exports to America, since many made-in-China goods are simply no longer manufactured in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Can the Chinese officials work this negotiation to their benefit? My guess is yes.
A Western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that the thoroughgoing competence of the seemingly rigid central leadership is China’s least appreciated strength. “They drive you crazy,” he said, “but they get what they want done.” The ambassador went down the list of fourtee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and said: “In every case, they’ve built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A similar systematic effectiveness has characterized—so far—mos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n the regime keep it up? Can China manage a giant-scale and much more repressive vers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developed in Singapore? Lee Kuan Yew didn’t call himself a benevolent despot in Singapore, but that’s what he was. He offered prosperity and public order; he quashed dissent. That’s the deal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ould offer the public—if it thought it had to offer explanations. Some people I’ve spoken with—mostly older people, and mostly ones who’ve lived in the West—say that of course the country will become more liberal as it becomes richer. Others—mainly younger ones, and those who’ve never left the country—say it’s not necessarily so. “People get unhappy here when there are famines,” a graduate student in Shanghai told me. “Otherwis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Some philosophers, idealists, and ordinary citizens in China are taking risks to prove the student wrong. No one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probably no one here, can tell how this process will come out. It turns on the leadership’s skill, in the deepest sense: Can the leaders keep delivering what the country wants?
The second Great Mystery of China: What is the Chinese Dream? olland has a culture, but it does not have a dream. There is no Canadian dream, or Finnish dream. If there is a Japanese dream, the women’s version seems to be to escape their salaryman husbands, and the men’s is to escape the offices where they toil for their salaries.
The two countries whose cultures can plausibly support the idea of a dream these days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American dream covers something so elemental in human ambition that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ink it applies to them. The Chinese dream reflects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now open to at least some of this country’s 1.3 billion people.
But what exactly will the Chinese dream mean? In three of its aspects—for the individual, for the growing economy, and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influence in the largest sense—the answer is not yet obvious, at least to me. How exactly the Chinese decide to define and pursue their dream will make a large differenc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question about individuals will be: Do they dream of anything more than making money? Americans I’ve met here tend to sound huffy about the total money-mindedness of today’s rising urban Chinese. (Example of what they mean: A flashy Shanghainese woman in her twenties says, “I almost feel sorry for men these days. If they don’t have an apartment, no chance of getting married. With no car—forget it!” Her bargaining position is strengthened by the ghoulish combin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strong cultural preference that the lone child be a boy. Six boy babies are born and survive in China for every five girls. The imbalance is obvious among children on the street and noticeable even for young people now in their twenties, who were born after the one-child policy took hold.) Americans might seem the worst-positioned people on earth to complain about others’ materialism. But I sense that beneath the tut-tutting is a question about what modern Chinese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lieve in at all. The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errible to traditional family loyalties, and after the switch away from Maoist policies, there can’t still be many true believers in a socialist ideal. In dramatic contrast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not been a deeply religious society. This leaves, for now, material improvement as a proxy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Any generalization this broad obviously will be wrong about many individuals. But what, if anything, tomorrow’s successful Chinese want beyond a bigger house and better car seems both important and impossible to know.
For the economy as a whol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China dreams of matching the consumer-driven American model—or, like Japan before it, establishing a different model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America’s policy really boils down to the steady effort to give consumers more and more for less and less: deregulation, expanding free trade, embracing Wal-Mart and other chains. Japan’s policy has boiled down to a steady effort to develop th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base, even if that left consumers paying higher prices and investors getting worse returns. Different systems, different goals—and Japan, despite its supposed “lost decade,” has done a good job—by its own lights. It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widely predicted to evaporate by the mid-1990s, instead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absolute terms. Toyota, which during the “Japan as No. 1” years dreamed of being the world’s leading automaker, will very soon be just that. American economists often scold Japan for its “foolish” emphasis on exports and surpluses at the cost of immediate consumer welfare. But no one who visits modern Japan will think its people look poor.
Based on the Maserati dealership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e amount of gold I see draped around rich women’s necks, China is a good long-term candidate for the consumption-driven American model. But based on the steady flow of new regulatory orders from Beijing,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may have other ideas. For most of recorded history, China was the strongest and richest country, not simply in Asia but in the world. Through sheer force of numbers, it seems likely some day to be the world’s richest again. Another suspiciously common slogan is that all China really wants is to achieve a “Peaceful Rise in the World.” We will see.
Postcards From Tomorrow Square
Our man in Shanghai samples budget beer, survives subway scrimmages, and starts li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breakneck modernization by James Fa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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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tlantic Unbound:
Slideshow: "Our Man in China"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wenty years ago, my wife and I moved with our two young sons to Tokyo. We expected to be there for three or four months. We ended up staying in Japan and Malaysia for nearly four years. We traveled frequently in China, Indonesia, Thailand,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we dodged visa rules to get into Burma and Vietnam. One year our children attended Japanese public school, which helped and hurt them in ways we’re still hearing about. After our family moved back to Washington, I spent most of another year on reporting trips in Asia.
Not long ago, my wife and I moved to Shanghai for an indefinite stay. You can’t do the same thing twice, and we know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be different. Our children are twenty years older and on their own. We are, well, twenty years older. The last time, everything we saw in Japan and China was new to us. This time, we’re looking at Shanghai to compare its skyscrapers and luxury-goods shopping malls with the tile-roofed shop houses and rundown bungalows we first saw here in 1986. The whole experience of expatriation has changed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which allows you to listen to radio programs via Webcast and talk dail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via Skype.
But it still means something to be away from the people you know and the scenes and texture of daily home-front life: the newspapers, the movies, the range of products in the stores. (Most of America’s ubiquitous “Made in China” merchandise is hard to find in China itself, since it’s generally destined straight for export.) And the overall exercise is similar in this way: the Japan of the 1980s was getting a lot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today’s China is getting even more. My family and I saw Japan on the way up.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we were there, the dollar lost one-third of its value against the yen. On each trip to the money-changing office the teller’s look seemed to become more pitying, and on each trip to the grocery store (forget about restaurants!) we ratcheted our buying targets another notch downward. The headlines trumpeted the yen’s strength and the resulting astronomical valuation of Japan’s land, companies, and holdings as signs of the nation’s preeminence. The dollar’s collapse made us acutely aware of the social bargain that affected everyone in Japan: high domestic prices that penalized consumers, rewarded producers, and subsidized the export success of big Japanese firms.
China has kept the value of its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as Japan did until 1985, just before we got there), and because it’s generally so much poorer than Japan, the daily surprise is how inexpensive, rather than expensive, the basics of life can be. Starbucks coffee shops are widespread and wildly popular in big cities, even though the prices are equivalent to their U.S. levels. But for the same 24 yuan, or just over $3, that a young Shanghai office worker pays for a latte, a construction worker could feed himself for a day or two from the noodle shop likely to be found around the corner from Starbucks. Pizza Hut is also very popular, and is in the “fine dining” category. My wife and I walked into one on a Wednesday evening and were turned away because we hadn’t made reservations. Taco Bell Grande is similarly popular and prestigious; the waiters wear enormous joke-like sombreros that would probably lead to lawsuits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 if worn in stateside Taco Bells. Kentucky Fried Chicken is less fancy but is a runaway success in China, as it is in most of Asia.
Through my own experiment in the economics of staple foods, I have been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beer that is too cheap, at least for my tastes. On each of my first few days on scene, I kept discovering an acceptable brand of beer that cost half as much as the beer I’d had the previous day. It was the Shanghai version of Zeno’s paradox: the beer became steadily cheaper yet never quite became free. I had an early surprise discovery of imported Sam Adams, for 12 yuan, or $1.50, per 355-ml bottle, which is the regular U.S. size. The next day, I found a bottle of locally brewed Tiger, which is the national beer of Singapore, for 7 yuan, or 84 cents per 350 ml. Soon I had moved to 600-ml “extra value” bottles of Tiger at 6 yuan (72 cents per 600 ml), then Tsingtao at 3.90 yuan (45 cents per 600 ml), then Suntory at 2.90 yuan (35 cents per 600 ml). It was when I hit the watery, sickly-sweet Suntory that I knew I’d gone too far. There was one step further I hesitated to take: a local product called REEB (ha ha!), which is what I often see the illegal-migrant construction workers swilling, and which was on sale for 2.75 yuan. One night, in a reckless mood, I decided to give REEB a try. It was weaker than the Suntory—but actually better, because not as sweet.
The signs of China’s rise are of course apparent everywhere. We can still see many parts of Shanghai that have escaped the building boom of the last two decades—the streets lined with plane trees in the old French Concession district, the men who lounge outside in pajamas or just boxer shorts when the weather is hot. But to see them we have to look past everything that’s new, and the latest set of construction cranes or arc-welding teams working through the night to finish yet more projects. From a room in the futuristic Tomorrow Square (!) building where we have been staying, I can look across People’s Square to see three huge public video screens, which run commercials and music videos seemingly nonstop. The largest screen, nearly two miles away, is the entire side of the thirty-seven-story Aurora building in Pudong, Shanghai’s new financial district. In the daytime, the sides of the building are a shiny gold reflective color. At night, they show commercials to much of the town. “People under thirty can’t remember anything but a boom,” a European banker who has come to Shanghai to expand a credit-card business told me. “It’s been fifteen years of double-digit annual expansion. No one anywhere has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My family arrived in Japan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what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its collapse. About the strange nature of that “decline—one that left Japan richer, and its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position stronger, than it was during its “boom—there will be more to say in later reports. But obviously it raises the question: Is this ahead for China? Have we arrived in time to watch another bubble burst? I don’t know—no one can—but as a benchmark for later reports, I will mentio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surprised me in my first few weeks, and I’ll do so via lists.
Numbered lists are popular everywhere—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Four Freedoms—but they seem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Japan,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the “Three Ks—the three kinds of work for which the country was quietly tolerating immigrant labor. These were what translated as the “Three Ds”: the jobs considered too kitanai (dirty), kiken (dangerous), or kitsui (difficult) to attract native-born workers in modern, rich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Japanese forces were notorious for applying a policy of “Three Alls” to occupied China: kill all, burn all, loot all. Memories of that slogan made for hard feelings when a Japanese-owned firm recently tried to register the trademark “Three Alls” (sanguang) in China; because of protests, the application was turned down. Early this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out a widely publicized list of “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honors,” or more prosaically “Eight Do’s and Don’ts,” to express what President Hu Jintao called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For instance: Do strive arduously; Don’t wallow in luxury. I bought a poster with the full list at the local Xinhua bookstore.
In a similar constructive spirit, I now offer “Four Cautions and Two Mysteries.” These are meant to illustrate what has surprised me so far and what I am most curious about. It is also a partial and preliminary agenda for future inquiry.
Caution One:Watch out, Japanese people!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o get into a talk with a Japanese intellectual or statesman is sooner or later to ponder the effects of World War II. When will Japan emerge from the war’s shadow as a “normal” nation, with a constitution written by its own people (versus the one created by Douglas MacArthur) and with a bona fide army, as opposed to something that has to call itself the “Self-Defense Force”? When will the Chinese and Koreans—and for that matter the Singaporeans and Filipinos and Australians—stop mau-mauing Japan with their wartime complaints? What special mission and message does Japan have for the world, as the first and only country to have suffered a nuclear attack? Will Japan’s view of America always be skewed into an inferiority/superiority complex, because of the U.S. role as conqueror in the war? The process is similar to discussions in Germany—except that Germans tend to be preemptively apologetic about the problems their forebears caused the world, and Germans make no special claim to suffering like Japan’s.
The process is not at all similar to discussions about the war on this side of the Sea of Japan. I put this item first because for me it has been the most startling. “Frankly, we hate the Japanese,” an undergraduate at a prestigious Chinese university told me, in English.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his comment and what I heard from countless other young people was the word frankly.
Why should this be surprising, given the centuries of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ainly because of the people who expressed their hostility in the most vehement form: students in their teens and early twenties. They had not been born, nor had their parents (nor even, in many cases, their grandparents), when Japanese troops seized Manchuria in the 1930s, bombed and occupied Shanghai, and slaughter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ivilians during the Rape of Nanking. Wartime memories die hard, but you expect them to be most intense among actual participants or victims, and therefore to fade over time. Israeli teenagers aren’t obsessed with today’s Germans. I was not able to spend much time at universities talking with students when I was in China in the 1980s, but I don’t remember anything comparable to today’s level of bile.
The breadth of hostility surprised me for another reason. For years I have been skeptical of the idea of an anti- Japanese resurgence in China, viewing it as government-manufactured sentiment designed to deflect potential protest toward external enemies and away from the Chinese regime. In a new book called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Susan Shirk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occasions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liberately drummed up anti-Japanese sentiment—or damped it down, when it seemed to be getting inconveniently robust.
In a country where media and education are as carefully controlled as they are in China, all public opinion is to an extent manufactured. “The students are excited,” a professor at a leading Chinese university told me. “They can be calmed down.” Still, I don’t view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s a ploy anymore. “You say anything at all about Japan [on a blog or computer bulletin board], and there will be 10,000 posts immediately,” an official of a Chinese high-tech firm told me. “The mob effect can get out of control.”
Partisans of Baidu, the main local search-engine company (which is listed on NASDAQ and has Americans as its main investors) recently ran a blog campaign touting it over Google. One illustration was Google’s supposed inability to return any results for searches on “Nanjing Massacre” (or “Nanking,” the older Western spelling) whereas Baidu returned plenty. There was a technical reason—Google’s servers are outside China and thus must cross the government’s “Great Firewall” to send results to users in China. The firewall routinely screens out references to “massacre,” as in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so it blocked Google’s results. Baidu’s servers and resources are all inside the firewall, and have been pre-scrubbed to remove references to Tiananmen and other prohibited topics. Google has since made adjustments so that it too can report on Nanking, but the episode show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The main trigger for renewed Chinese protest against Japan has been the (idiotic) persistence of Junichiro Koizumi, Japan’s former prime minister, in paying ceremonial visits to Yasukuni Shrine, in Tokyo, where fourteen Class-A war criminals from World War II are among the 2.5 million Japanese war dead the shrine honors. Koizumi recently stepped down after five years in office, but his successor, Shinzo Abe, has refused to rule out continuing the visits. When I’ve asked Chinese students what they want from Japan, they often say an end to the Yasukuni visits and “an apology.” Formal apologies have in fact been offered many times by Japanese officials, and even by the current emperor. If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like German-style ongoing contrition, this is not in the cards.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s taught in Japan, holds that Japan itself was the ultimate victim of the “Great Pacific War,” because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re is one tantalizing further twist to the syndrome. When I have asked young people why they should be so wrapped up with events seventy years in the past, the reply is some variant of: “We Chinese are students of history.” There are certain phrases you hear so often that you know they can’t be true, at least not at face value. Yes, China’s years of subjugation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Japan obviously still matter. But the history that is more recent but less often discussed is tha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1966 to 1976, when the parents of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nt into the countryside and often forced to denounce their own parents. In an eloquent new book called Chinese Lessons, John Pomfret of The Washington Post recounts the ways that his classmates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the early 1980s, bore the emotional and even moral imprint of those years. They’d been made to do things they knew were wrong, and they found ways to rationalize away that knowledge. So far every student gathering I’ve been to has included a volunteered reference to the evil Japanese, and none has included a reference to the evils of Chairman Mao (whose picture is still on every denomination of paper money) and his Cultural Revolution.
Caution two:Watch out, Olympians!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f you’ve ever doubted the impact of big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consider the exampl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Beijing will of course host the Olympic Games in less than two years; Shanghai will have a World’s Fair in 2010. In Japan, I often heard that the 1964 Olympics represented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 opinion. I saw a similar effect in South Korea during preparations for its 1988 Olympic Games. In the mid-1980s a countdown clock in Seoul’s main square showed the number of days until the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The clock was a dramatic sight during the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of 1987, when the number of days remaining was barely visible through drifting tear gas.
I’ve seen countdown clock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Qingdao, the coastal city that gave its name (with a different English spelling) to Tsingtao Beer and where the Olympic sailing events will be held. China certainly seems to be taking the spectacles 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Posters with morale-building slogans are everywhere—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that appear benea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often touching. (This is the place to say: While trying hard, I still have no working command of spoken Chinese, and rely on interpreters. I can generally read posters or newspaper headlines, because of similarities with written Japanese.) “If the world gives us a chance, we will return it many splendors,” says the English line of an Olympic poster in Shanghai. The English on Qingdao’s poster says, “Civilized Qingdao Greet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urbishing under way for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s Fair are phenomenal. Shanghai has five functioning subway lines now—and functioning very well, with better features than I have seen on any public-transportation system anywhere in America. (Plasma screens in all stations show the seconds until the next train’s arrival; an advanced E-ZPass–style fare system lets you pay with one card for subways, buses, taxis, and ferries; LCD screens in the subway cars show entertaining short advertising videos; there is cell-phone coverage in the subways and just about everywhere in Chinese cities; etc.) The city is supposed to have thirteen lines by 2010. During several days in Beijing, I found it hard to look anywhere without seeing a road, sewer, stadium, or hotel being built.
Many aspects of the new, improved China will be up for the world’s inspection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But there is one little catch: the air. Unless something radical changes,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athletic events can take place in air as dirty as Beijing’s. I am not a sissy: I grew up outside Los Angeles and have been to Mexico City, Bangkok,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hellholes. During the first few weeks my wife and I were in Shanghai, we wondered whether the pollution talk was all a big scare, since the skies were beautiful and blue. Then the typhoons that had been freshening the airflow over China (and drown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petered out, and Shanghai developed a serious haze. But I’ve never, even in the worst ozone-alert days of my youth, seen anything like Beijing.
There are reasons for its problems—Beijing, like Los Angeles, sits in a sun-baked basin that traps pools of air. There are also solutions. Big industrial plants are being moved out of town, and everyone assumes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the Games, the authorities will do whatever they have to—closing factories, banning private traffic—to bring pollution down to an endurable level. On my first drive into the city from its Capital Airport, in the summer of 1986, I saw pathetic little rows of saplings. Now impressive stands of trees line that same route. Throughout the city, gardens and green spots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ey appear to survive. Still. If the marathon runners, or even the archers, can finish their events without clutching their chests and keeling o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special.
Caution three:Watch out, America!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ne thing I have learned through travel is that every country is unhappy with its school system. The reasons for unhappiness in America are familiar. In Jap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complaint is that memorization for national university-admissions exams creates a generation of unimaginative zombies who are so overstressed by the time they reach college that they sleep, shop, or play video games through the next four years. “America is heaven until you are eighteen,” a Chinese professor said, using a slogan I later heard from others. “China is hell.” Despite a memorization-and-exam system as onerous as any country’s, South Korea is enjoying a vogue right now as a source of creativity. Its cartoons, its televised soap operas, its clothing fashions, even its Samsung mobile phones are popular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South Korea’s recent pizzazz, however it has been achieved, has only intensified long-standing and often-voiced dismay in China and Japan over how to make their students not just technically competent but also “imaginative” and “creative.” The distress is particularly acute in China, because, contrary to what most Americans would assu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s so little on education, and so much of what it spends is concentrated on a handful of elite schools. Overall, China spends just over 3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about half as much as the average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of the money goes to the top ten schools, and what goes to the top ten mainly goes to the top few,” a professor at one of the favored schools told me. This makes getting into the “best” name-brand schools—like Tsinghua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Fudan and Jiao Tong in Shanghai—all the more important,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 need for students to cram for tests and the advantage for those who go to high-fee private high schools.
I think I’ve seen the answer to China’s education problem—and in a way, to America’s. It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ng Chinese people keep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some for college, and very large numbers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for work.
It is possible to feel an abstract generational envy—oops, I mean a vicarious excitement—for educated Chinese in their teens through their early thirties. They know that their country is on the rise, and while its political problems are enormous, their prospects are brighter than for any previous generation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ir culture.
Within this favored group there is a smaller set that seems particularly fortunate. These are the native-born Chinese who have spent a few years studying or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merican software entrepreneur I met here (when he was visiting his company’s subsidiary in Hangzhou) explained his theory that modern economies and cultures are driven by “tribes” of people on the move. The tribe of Jewish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who fled Hitler transformed America’s intellectual lif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ribe of graduates from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heavily represented in Silicon Valley and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there. Young Americans who served overseas during World War II or in the Peace Corps in the 1960s had a lasting effect on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and the hordes of young Mandarin-speaking Americans I keep bumping into in China could do the same.
The tribe of “returnee Chinese” seems very important to today’s China. My impression may be skewed, since I have met so many of these people at universities and in technology or financial companies. But I think anyone would find them, on average, a formidable group. From growing up in China, they learned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how to operate in this culture. From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m learned (apart from the language) trait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cultivate in China itself. These include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skills; the idea of open academic debate, even with one’s elders; techniques for funding start-up firms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at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a sense that bribery, petty or grand-scale, is at least in principle wrong.
And most of them seem to have liked the process. The African students who trooped to Moscow and Beijing in the 1960s and ’70s often returned grumbling about mistreatment and racism; Americans who spend time in Japan often come away with love-hate feelings because of that culture’s exclusiveness. Chinese returnees, based on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re at least subconsciously pro-American. They have made friends and followed sports teams; many have raised culturally Americanized children. Despite obvious difference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despite obvious exceptions to the rule I am about to propound: on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get along with Americans, and vice versa. Because returnees have usually been part of either a university or a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China they’re more likely to think of working with General Motors (a huge success here and the leading automaker, with the locally manufactured Buick its most prestigious brand) or UCLA than with the counterparts from Japan or Europe.
If I were China’s economic czar, I would recycle as many of the country’s dollar holdings as possible on grad-school f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I were America’s immigration czar, I would issue visas to Chinese applicants as fast as I could, recognizing that they will create more jobs, opportunities, and friends for Americ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produce any other way for such modest cost. Many Americans will nod along with this point in principle. I would have, too, a few weeks ago. I’m saying that I feel it viscerally now, having met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begun to see their role in China. And to hear them say that their younger counterparts are going instead to Australia, England, or even Japan because of U.S. visa restrictions makes me want to say: America, wake up and watch out!
Caution four:Watch out, everyone!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t is too bad that “land of contrasts” is such a cliché, for there are situations in which it would be handy.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igid control and the near-complete chaos the newcomer sees in China is one of those.
I don’t mean to sound flip, because one side of this contrast, the regime’s repression and authoritarian controls, is a grave matter. Apart from its effect within China, it is likely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fri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years to come. Every day’s paper since I’ve come to Shanghai, and every hour’s set of blogs, has brought news of some fresh assertion of state control. An internationally famous activist named Chen Guangcheng, blind since childhood, was convicted on charges of “organizing a mob to obstruct traffic” after he protested official misconduct. (Famous elsewhere, but not in China; I have found that few university students recognize his name, since Chinese media did not highlight his case.) Ching Cheong, a reporter from Hong Kong,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on apparently trumped-up charges of espionage.
Until I installed a “proxy server,” which allows my computer to tunnel under and around the “Great Firewall,” I was amazed at the parts of the Internet I could not reach from China. Technorati.com, for no obvious reason. Wikipedia. Both sites were mysteriously unblocked in October, but then I had trouble with Google News. One URL I can always reach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very useful official Web site, www.gov.cn, which has an English page. Naturally it highlights the upbeat: a white paper o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has as its first chapter,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Wa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to its credit, it also includes announcements of the latest restrictions on commerce, banking, and the news media.
A list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could be very long. On the other hand: at least on brief exposure, urban China hardly feels like a hyper- controlled or over-policed society. You can arrive at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airport thirty-five minutes before a scheduled domestic flight without needing to break into a nervous sweat. Few police are in evidence at the airport, and the security lines are short. (This is not because air travel is such a rarefied, elite taste in China. Fares a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 China Eastern Airlines shuttle flight I took from Shanghai to Beijing was a 747 with all seats filled.) Every instant of life in East Germany under the Communists or in Burma under its ruling generals reminded you that Big Brother was in control. Walking down Shanghai’s main shopping boulevards, Huaihai and Nanjing roads, makes you think you are in one vast bazaar. You can hardly walk a block in Shanghai without passing a vendor selling pirated movie DVDs, for less than $1 apiece. Viewing these has given me my first inklings of sympathy for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 never have to spend much for a movie in China, but the versions of movies I can see are terrible. I missed The DaVinci Code in America and bought a copy here. The dialogue had been dubbed into Chinese, and then subtitled back into English—sort of. When Tom Hanks is told that descendants of Jesus and Mary Magdalene might still be alive, he asks incredulously, “BE? They on the hoof?”
I have not before been anyplace that seemed simultaneously so controlled and so out of control. The control is from on high—and for most people in the cities, most of the time, it’s not something they bump into. What’s out of control is everything else.
Often this is in a good way. On an evening walk down a side street that looked little changed since the 1930s, my wife and I started noticing that nearly every person we passed was running a business of some sort. This man was riding a bicycle with a towering load of flattened-out cardboard, meant for a scrap dealer. That old woman was weaving together rice straws for a broom, helped by her toddler granddaughter who handed her straws. A middle-aged woman sat outside her house working on a sewing machine. A vendor who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trudged i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ttered along with a heavy yoke across his shoulders, balancing two heavy baskets full of peaches. Another man was selling crickets in tiny individual straw cages. It makes you marvel at Mao’s delusion in thinking that China could be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rather than a beehive of commerce.
One reason why Americans typically find China less “foreign” than Japan is that in Japan the social controls are internalized, through years of training in one’s proper role in a group, whereas China seems like a bunch of individuals who behave themselves only when they think they might get caught. As I took an airport bus from downtown Tokyo to the distant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 the trip to Shanghai, the squadron of luggage handlers who had loaded the bus lined up, bowed in unison, and chanted safe-travel wishes to the bus as it departed. When I arrived in Shanghai, I saw teenaged airport baggage handlers playfully slapping each other and then being told by the foreman to get back to work. In Japan, the controls are built in; in China, they appear to be bolted on.
A less attractive side of China’s social bargain comes in public encounters. Life on the sidewalk or subway may have been what Thomas Hobbes had in mind with his “war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 As technology, Shanghai’s subway is marvelous; as sociology, it makes you despair. Every person getting on a subway understand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room if people inside can get off. Yet the more crowded the station, the more certai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ne-of-scrimmage standoff as the people trying to surge in block those trying to escape. In a perverse way, I was relieved when I read that China’s traffic-death rate per mile driven was nearly ten times as high as America’s: I wasn’t crazy in thinking that the streets were a reckless free-for-all. The writer Gwynne Dyer recently explained that such carnage is typical of cultures where virtually everyone behind a wheel is a “first-generation driver,” raised with no exposure to traffic laws, defensive driving, or the damage cars can do. As more Chinese travel abroad as tourists, and China prepares to welcome more foreign travelers when the Olympics begin,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mind your manners” campaign urging people to stop “hawking” (noisily clearing their throats) and spitting on the street, to stop cutting to the front of lines, and to stop yelling at each other and into their mobile phones. Good luck!
The climate is that of the frontier, with an erratically vigilant sheriff showing up from time to time to crack heads. The untamed energies of individual Chinese have obviously helped the country grow, but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o me that the lack of Japanese-style collective virtues imposes limits on China. “We have a huge economy,” the founder of a Chinese software company told me at dinner one night. “But we don’t have any big companies. Why is that?” Depending on how it’s measured, China’s economy is either the third-, fourth-, or fifth-largest in the world. But only three mainland Chinese companies are among the top 500 in Forbes's lis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with the largest, PetroChina, at No. 57.
This man’s answer was that scale requires trust, and “there is no trust in China.” People don’t trust others outside their family, he said. “They don’t trust the Internet. Or doctors. Or the mobile-phone company to bill them honestly. Or,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a company beyond the family scale requires many layers of trust: in accountants, underwriters, the financial markets, the rule of law. “People are all looking for the profit in the next two years, so they cannot grow,” this man concluded. Would his company list shares on the stock exchange? “Ha!” he said. “The economy keeps growing, and the stock market keeps falling.” The big problem for the markets is what financiers call “lack of transparency—that is, the difficulty in knowing whether a given firm is making or losing money, and the suspicion that it is keeping several sets of books.
“Corruption, corruption, corruption!” another technology executive exclaimed to me. “You could knock off a hundred corrupt officials a day and you would not make a dent.” To take just one indicative example: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recently found it desirable to be “scholarly.” Thus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dignitaries who attend a few classes and soon get a Ph.D. Japan has always had its scandals—I was living there when police found gold bars and $50 million in the home and offices of Shin Kanemaru, a backstairs power in the ruling party. The most famous South Korean CEOs of the 1980s ended up in jail. But those countries—unlike Russia, the Philippines, or Indonesia—manage to keep their corruption within the “efficient” range, where it will not impede the growth of business. So far, China’s corruption must also have been kept efficient—how else could the country have come so far so fast? But I’ve been surprised to hear how often corruption is mentioned as a major long-term threat.
And now we confront Two Great Mysteries of China, which concern its leadership and its ideals. I’m not referring to a host of Minor Mysteries I hope to comprehend over time. For instance, the miracle of the malls: how so much of Shanghai’s showy new retail malls can be occupied by Prada, Armani, or Louis Vuitton stores—the real ones, not counterfeits—when there appear never, ever to be any customers inside. Who pays the rent? Or the miracle of the loaves: every run-down neighborhood has a bakery selling very good croissants and baguettes (though it is very hard to find cheese in China, which after all has no dairy-food tradition, and where a standard knock against Westerners is that they “smell like butter”). I am after bigger game.
Of course, it can seem preposterous for a newcomer even to raise such points, as if a foreigner in America observed that the country “is divided along party lines” and “has racial problems.” But here are two of the many themes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First Great Mystery of China: How skillful is the leadership?
A virtual tour of China's skyscrapers, fashion trends, and beer festivals, with photos and narration by James Fallows. veryone wants to know how long the Chinese economic boom can go on. Will an environmental crisis stop it? What abou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between big shots on the take and peasants kicked off their land? After all, a nearly unbelievable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s” took place in China last year,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up from an already alarming 58,000 in 2003. What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rollicking market system and an intrusive, controlling, one-party state? And what about a hundred other concerns amply documented in studies from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se are all ways of asking: Can China continue to adapt? In adaptability,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puts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hame. Flower vendors and restaurateurs discovered that celebrating a Western-style Valentine’s Day increased their sales. Now the local florists promote one on the 14th of every month. One alley near our apartment is lined with shops offering turtles, fish, puppies and kittens, and birds as pets. On the next street over, most of the same creatures are offered as food. Whatever sells.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sits atop this society has been both adaptable and rigid. In the nearly thirty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ka capitalism under Communist political control, party leaders have adapted their way around one potentially ruinous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Even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es as their most grievous mistake—the brutal crackdown at Tiananmen Square—was, from the regime’s perspective, another success. Without it, they might well have been driven from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nunciation did not seriously slow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continued growth depends on businesses, both homegrown and foreign—bu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rowth are still set by the commissars. Even in the relatively laissez-faire United States, the commissa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onstantly try to find the interest-rate level that will let the economy grow without causing inflation. The equation the Chinese planners have to solve is much more complex, involving everything from pollution to currency controls to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while exerting control.
As for pollution: How much can they allow without absolutely destroying the countryside? How much can they prohibit without hurting their big export businesses? Even if they want to clean up, can they enforce regulations that restrain polluting activities, when so many provincial authorities have so much graft to gain by approving the next freeway, toxic-waste dump, or coal-fired power plant?
As for trade fric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ance ministry has made a start toward wiggling its way out. By letting the yuan’s value rise very slowly against the dollar, China has held down the price it pays for oil and other imported commodities, which are priced in dollars—without overpricing its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s. Senators Charles Schumer and Lindsey Graham frequently threaten to propose trade sanctions on China if it does not let the yuan’s value rise much faster. Several economists I have interviewed here say that being forced to raise the yuan’s value would actually be a huge victory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It would drive down import costs even further, and would not do much to reduce exports to America, since many made-in-China goods are simply no longer manufactured in Europe or the United States. Can the Chinese officials work this negotiation to their benefit? My guess is yes.
A Western ambassador to China said that the thoroughgoing competence of the seemingly rigid central leadership is China’s least appreciated strength. “They drive you crazy,” he said, “but they get what they want done.” The ambassador went down the list of fourtee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and said: “In every case, they’ve built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A similar systematic effectiveness has characterized—so far—mos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Can the regime keep it up? Can China manage a giant-scale and much more repressive vers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developed in Singapore? Lee Kuan Yew didn’t call himself a benevolent despot in Singapore, but that’s what he was. He offered prosperity and public order; he quashed dissent. That’s the deal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ould offer the public—if it thought it had to offer explanations. Some people I’ve spoken with—mostly older people, and mostly ones who’ve lived in the West—say that of course the country will become more liberal as it becomes richer. Others—mainly younger ones, and those who’ve never left the country—say it’s not necessarily so. “People get unhappy here when there are famines,” a graduate student in Shanghai told me. “Otherwis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Some philosophers, idealists, and ordinary citizens in China are taking risks to prove the student wrong. No one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probably no one here, can tell how this process will come out. It turns on the leadership’s skill, in the deepest sense: Can the leaders keep delivering what the country wants?
The second Great Mystery of China: What is the Chinese Dream? olland has a culture, but it does not have a dream. There is no Canadian dream, or Finnish dream. If there is a Japanese dream, the women’s version seems to be to escape their salaryman husbands, and the men’s is to escape the offices where they toil for their salaries.
The two countries whose cultures can plausibly support the idea of a dream these days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American dream covers something so elemental in human ambition that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ink it applies to them. The Chinese dream reflects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now open to at least some of this country’s 1.3 billion people.
But what exactly will the Chinese dream mean? In three of its aspects—for the individual, for the growing economy, and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influence in the largest sense—the answer is not yet obvious, at least to me. How exactly the Chinese decide to define and pursue their dream will make a large differenc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question about individuals will be: Do they dream of anything more than making money? Americans I’ve met here tend to sound huffy about the total money-mindedness of today’s rising urban Chinese. (Example of what they mean: A flashy Shanghainese woman in her twenties says, “I almost feel sorry for men these days. If they don’t have an apartment, no chance of getting married. With no car—forget it!” Her bargaining position is strengthened by the ghoulish combin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strong cultural preference that the lone child be a boy. Six boy babies are born and survive in China for every five girls. The imbalance is obvious among children on the street and noticeable even for young people now in their twenties, who were born after the one-child policy took hold.) Americans might seem the worst-positioned people on earth to complain about others’ materialism. But I sense that beneath the tut-tutting is a question about what modern Chinese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lieve in at all. The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errible to traditional family loyalties, and after the switch away from Maoist policies, there can’t still be many true believers in a socialist ideal. In dramatic contrast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s not been a deeply religious society. This leaves, for now, material improvement as a proxy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Any generalization this broad obviously will be wrong about many individuals. But what, if anything, tomorrow’s successful Chinese want beyond a bigger house and better car seems both important and impossible to know.
For the economy as a whol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China dreams of matching the consumer-driven American model—or, like Japan before it, establishing a different model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America’s policy really boils down to the steady effort to give consumers more and more for less and less: deregulation, expanding free trade, embracing Wal-Mart and other chains. Japan’s policy has boiled down to a steady effort to develop th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base, even if that left consumers paying higher prices and investors getting worse returns. Different systems, different goals—and Japan, despite its supposed “lost decade,” has done a good job—by its own lights. It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widely predicted to evaporate by the mid-1990s, instead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absolute terms. Toyota, which during the “Japan as No. 1” years dreamed of being the world’s leading automaker, will very soon be just that. American economists often scold Japan for its “foolish” emphasis on exports and surpluses at the cost of immediate consumer welfare. But no one who visits modern Japan will think its people look poor.
Based on the Maserati dealership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e amount of gold I see draped around rich women’s necks, China is a good long-term candidate for the consumption-driven American model. But based on the steady flow of new regulatory orders from Beijing,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may have other ideas. For most of recorded history, China was the strongest and richest country, not simply in Asia but in the world. Through sheer force of numbers, it seems likely some day to be the world’s richest again. Another suspiciously common slogan is that all China really wants is to achieve a “Peaceful Rise in the World.” We will see.
Saturday, February 21, 2004
姓 名: 青春燥动
Email地址:
主 题: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
内 容:
和您一样,我的脉搏里燃烧着炽热青春的火焰.
和您一样,我感到这世界充斥着麻木,空泛和虚伪.
和您一样,传统的教育使我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前辈的名声是用
不断的革命换来的,我们也要用暴风骤雨的运动荡涤
这充满铜臭的腐朽世界.只有革命,才能展现我们的
刚强.只有革命,才能在这历史长河中写下我们这一代
深深的印记.
和您一样,我深信这样一句格言: 与其庸庸碌碌地活着,不如轰轰烈
地死去.
让我们一起: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该出手时就出手, 干!干!干!干!干!!!!!!!!!
Email地址:
主 题: 呵呵,英雄所见略同!
内 容:
和您一样,我的脉搏里燃烧着炽热青春的火焰.
和您一样,我感到这世界充斥着麻木,空泛和虚伪.
和您一样,传统的教育使我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前辈的名声是用
不断的革命换来的,我们也要用暴风骤雨的运动荡涤
这充满铜臭的腐朽世界.只有革命,才能展现我们的
刚强.只有革命,才能在这历史长河中写下我们这一代
深深的印记.
和您一样,我深信这样一句格言: 与其庸庸碌碌地活着,不如轰轰烈
地死去.
让我们一起: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该出手时就出手, 干!干!干!干!干!!!!!!!!!
再议高人：我们缺什么？
＝＝＝＝＝＝＝＝＝＝＝
关于“高人”的话题，其实是个很有兴趣的话题，而
在其背后，其实又蕴含了很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这是
我所以要几次提及的根本原因。但这个问题，其实又
是很大，很杂，所以不能笼统而言之。
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到底缺的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可以采用排除法，就是首先回
答，我们不缺什么？
直接可以点出的几点是，不缺历史，不缺经验，不缺
聪明，不缺吃苦耐劳，甚至有时也不缺拼命的三郎的
气概，不却与人斗的经验，不缺心细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等等。
那么到底缺什么，使我们到了五千年后的今天，反而
却走在了人家的后面呢？
我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从来不愿甘
当出头鸟，从来不愿第一个吃螃蟹，从来不愿走在队
伍的前面，遇到“高人”，总是要抬起头来看－－即
便外表上装的满不在乎，可心底里却就是少有这样的
信心，去和他平等的站在一起；而一旦哪一天，自己
居然也成了高人，譬如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之后，就
要过把隐，把以前久抑的抬头病纠偏成俯视状，于是
看天下苍生如无物，等等；于是可以藐视别人，藐视
集体，藐视历史，等等。
而隐藏在其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看还是四个字：
缺乏“自信”。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但要说，而且要很坚定地说，
忘记掉“高人”“低人”的心态，至少要向自己心底
里的这样的心态挑战！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人的识
见，各有千秋；人之长足可以补己之短，但不足以抑
己之补短；己之长可以补人之短，但不足以抑人之补
短。只有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系统，才能滋生，才
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运作。否则，心里非要存有“高
人”“低人”之念，见到“高人”，则必引其句句是
金；见到“低人”，口中的话还没出来，就要大喝一
声“住口”，这是什么心态？
莫忘了，正是这样的看似平常而自然的心态，正是在
长期和在宏观上颓废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和自信，使她
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慢慢走向萎缩。而一个民族要想振
兴，没有强劲的创造力和勃发的生命力，是绝不可能
的！同时也正是这样的病态的思想方式，给一些“高
人”或想当“高人”的人，一次次地提供了作乱的契
机和支持，使他们总能一次次地以“高人”的姿态引
导着缺乏了自信的“低人”们，走向盲动，走向退步！
这，我想这正是我们的最大的病根之所在！
总之一个观点：自信，自信，再自信。一个人的长处，
可以引起我们的尊重－－那是为了向他曾经付出的努
力表示的应有的敬意－－在尊重之下，并虚心汲取他
的长处。除此之外，任何更远的一步，都是错误的！
CG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39:05
标题: 随口跟几句
回应:
老猪深有同感。于是乎想起两个例子：
一对洋教员夫妇从他们的寓所窗外看到一群来自各地
的中国专家散步，走在前头的是某大牌“高人”，他
背着手挺着肚子在那里悠闲地漫步，后面的“低人”手
放在前头，腰略前恭，面带微笑，形成一只散步小队。
后来，那高人先进楼了，剩下的低人大概自然升格成了
高人，都把手被在后面，纷纷挺起了肚子。这下子隔窗
偷看的洋人则笑破了肚子，后来夫妇俩给俺们当堂学说
并加表演。
还有一个例子：俺的一个高中朋友上某重点大学时有幸成为
新生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为老生送行。他背下了台词，
不拿稿子上台发言，结果台下认为他玩弄洋风度，他打了
个坌，惹起哄堂大笑。发言后某校长或副校长训斥他说，
你看人家老书记都照稿子念，你凭什么这样做？
看到洋人的一些场合，上下级开会发言也会彼此开玩笑，
上级介绍下级时也充满溢美之词，有时甚至没有严格的
上下级之分，场面既正式而又轻松幽默，带有人情味。
初时觉得这是文化传统差异，无所谓好坏之分，但是
细品来，这反映了前一种文化或曰习惯缺乏一种个人
的自尊、自信。当初俺若看到那只散步小队，大概不会注意
到什么，说不定自己也会如此，但是来自不同习惯的
洋员，却敏锐地观察到其中的可笑可叹之处。
自尊自信以及建立在自尊自信基础上的幽默大度友善
和对他人的尊重特别是非上级、非长辈、非熟人的尊
重，是中国人所普遍缺少的。老猪不久前东渡回国，
对此就颇有感触，为此还发了一帖胡话。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但是当年的礼教伦常是不平等
的仁爱，上下之间彼此讲求有爱，但是也必须有礼，强调家
族和君臣等级的尊卑，往往个人的地位要因周围人而定，因
此一个简单地“你”“我”这种人称代词都不能使用，而是
要彼此确定好关系，同辈的也要有个“愚兄贤弟”之分。而
反映家族人际关系的代词则发达的很，辈分一定要搞清楚，
族系也不能忽视，西人的一个COUSIN，中国人要论出表的、
堂的来。
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加上常年的战斗纪律的熏陶，自尊
自信似乎成了稀罕物，至多为少数有风度的大人们在
下人面前表现一下。对下人来说，只有景仰爱戴与服从。
上下级的关系永远不能忘记并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层面。
在吾人呼唤自尊自信的同时，不应忘记，与这种自尊自信
密不可分的是一贯遭到批判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个人主
义的自尊自信以及延伸而成的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珍惜、
对他人和他人权利的尊重，也构成了人权、自由理念的一
种文化基础。
谈到文化传统，西人传统或许要更重个人，但是政治和家族
的等级观念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西方人的祖宗也同样有过，
因此我更觉得有时与其把问题说成中西文化之争继而就牵扯
到捍卫国粹的大义，倒不如将其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
争。现代人要培养出现代的文化心态，对中国人对欧美人来
说，都是如此。
老猪对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永远答不清，依老猪来看，看着
鸡就吃鸡，看着蛋就吃蛋。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42:28
标题: 什么样的社会才较有平等意识？
回应:
平等和自尊意识固然和文化有关，可我觉得社会的
经济形态对这种价值观的形成的影响更大。社会上的尊卑
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尊崇者对受尊者依赖所引起
的。正因为有这种“尊崇”的需要，或者是必须，人们才
可能这样做。由于受尊者所掌握的资源较尊崇者多，尊崇者
希望通过对受尊者的恭维能直接或间接地分享受尊者拥有的
资源，不尊便得不到这种好处。农业社会的等级意识不论
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很强的，那是因为农民对土地拥有者
的相当大的生存依赖关系。在西方进入了工业社会后，人们
的工作选择性比农业社会大得多，也就没必要对上司表现出
从前农业社会里唯唯诺诺的等级心态。一个社会的经济选择
越多，就越能培养相对平等的社会意识。当领导掌握了你的
住房，提薪，福利等生存条件时，你在单位上就不得不对他
(她)恭敬几分。当这些经济条件，资源为国家机器所掌握时，
掌握政权的团体或个人也就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这时人们就
没有“不尊崇”政权的本钱。社会的经济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人手中
掌握的经济资源越多，人们才没有过分“尊崇”的必要，也少了几分对
受尊者的畏惧。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平等意识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式
的多样化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过也正在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
在一个可以随意跳槽的商业社会，雇员与老板彼此间的关系就
更平等。引申到国家，道理也一样。
回应帖 3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November 07, 1998 at 03:37:10
标题: 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回应:
毛（囊）虫提到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的关系，我深有同感。共产党思想体系下的大敌
之一，就是个人主义，殊不知，这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倡导尊重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也是构成
一个良好运作的集体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基础。没
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就难以牢固树立
人权的观念，难以珍惜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
楼下曾争议权利与责任，而良好的权利与责任的互动
也是根植于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上。继而想到楼下
所谈论的国人缺少的自尊自信以及官僚家族和社交
体系以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实际上都反映出个人
主义精神被传统文化和当代政治所联合压制的恶果。
个人主义与重集体轻个人甚至强求纪律、服从的集体
主义截然相反，但是如毛（囊）虫所说，个人主义
往往能建立更好的集体，而靠等级观念和强制执行
而维持的集体主义下的集体，盛大的表象之下，往
往是一盘散沙而已。
个人主义与权利和义务：承认了个人的权和利，
给予个人以尊贵的地位，人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
以主人翁姿态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听命行事、
靠赏吃饭，所谓螺丝钉精神，不过是红药水馋猫
所形容的“奴隶”，主人不在了，奴隶就会偷懒耍赖，
地也就荒了。
个人主义与团队精神：只有个人主义下才有真正
的团队精神。这时候的团队是尊重和照顾到个人
私利的，是自愿或者至少是经过利益考量而后自
行作出决定的结合，也是最能发挥个人创造性的
结合，大家作为个人，为了共同利益，才组成了
这么个团队，牺牲和奉献，也是本着个人本心。
这是真正的团队，而不是皇帝征召来的民夫。
个人主义与忠诚：承认个人自由的忠诚才是真正
的忠诚。当人们可以自由痛骂某某、不理睬某某，
而某某仍能得到一些人的投票、喝彩时，这些人
是他的真正支持者，而他也要好好地对待这些有
个人选择权的支持者。淫威与愚民教育下的山呼
万岁，三拜九叩，是被迫的盲从，甚至可能是假
意的奉迎，也是一种牺牲了多数人尊严的忠诚。
说了半天，晕天黑地，有些语无伦次，不外是为
个人主义叫好。什么民主、法治、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等等，其实都贯穿着个人主义精神。
忽然想起一个现象，一种缺乏个人主义、批臭个人
主义所造成的街头小景，其实这也是某在华的老外
观察到的。有时局外旁观者真的是独具慧眼。
她说，我看到你们熟人之间进个办公室的门，
你让我，我让你，半天方能入内，可是到了
谁也不认识谁的公共汽车站上，人们却是
争先恐后地往门里挤，结果也是半天方能入内。
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如何让化外蛮夷笑话？而且
这个老外观察的不错，确有其事。
我们的仁爱礼义，是有等级的，有秩序的，上下
长幼，亲戚朋友，要有个规矩礼，不能逾越了，
可是到了生人面前，我要是礼貌有加，岂不是
承认他（她）是我的上级或长辈？所以等这个集体
等级圈子一时套不着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个体，面
对其他无法定出尊卑的个体时，就不必守这个
穷礼了，于是“形同路人”真成了冷漠的同意语，
冷漠尚可，路人们争起来那才叫“六亲不认”呢，因
为反正不是“六亲”，认它作甚！
“旁观”的过客说，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造就现代
文化心态，我想大概这也包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
我总觉得，二者很难用老马家人的套话来区分谁
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当领导上把个人主义当做
洪水猛兽、罪恶的精神污染时，难道是因为中国
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允许个人主义精神的孳生吗？
其实，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真正的由人组成的集体，
人群和猪群是不同的。
××× ××× ××× ×××
一走嘴提“猪”字，老猪便不由现了本像。白沫都
快干了，显是说多了，以后注意，少说多睡。
话说当年玉帝不容俺分辨便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由贬俺
下界，后来被那猴子绑着俺上了西天，一路上给
老和尚端屎端尿，上茶添饭，牵马挑担，那菩萨吓唬
俺说，若不去就脱不了妖身，成不了正果，不给解决
仙界户口。列位，这整个就是劳动教养！！！ 况这
一路上等级森严，俺要听老和尚训，挨猴头打，还要
给佛祖菩萨磕头，连点置衣裳的私房钱都攒不得，如
此西行，实是身不由己。既是强拉的民夫和壮丁，就
莫怪俺常要嚷着分行李回高老庄。
＝＝＝＝＝＝＝＝＝＝＝
关于“高人”的话题，其实是个很有兴趣的话题，而
在其背后，其实又蕴含了很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这是
我所以要几次提及的根本原因。但这个问题，其实又
是很大，很杂，所以不能笼统而言之。
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到底缺的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可以采用排除法，就是首先回
答，我们不缺什么？
直接可以点出的几点是，不缺历史，不缺经验，不缺
聪明，不缺吃苦耐劳，甚至有时也不缺拼命的三郎的
气概，不却与人斗的经验，不缺心细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等等。
那么到底缺什么，使我们到了五千年后的今天，反而
却走在了人家的后面呢？
我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从来不愿甘
当出头鸟，从来不愿第一个吃螃蟹，从来不愿走在队
伍的前面，遇到“高人”，总是要抬起头来看－－即
便外表上装的满不在乎，可心底里却就是少有这样的
信心，去和他平等的站在一起；而一旦哪一天，自己
居然也成了高人，譬如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之后，就
要过把隐，把以前久抑的抬头病纠偏成俯视状，于是
看天下苍生如无物，等等；于是可以藐视别人，藐视
集体，藐视历史，等等。
而隐藏在其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看还是四个字：
缺乏“自信”。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但要说，而且要很坚定地说，
忘记掉“高人”“低人”的心态，至少要向自己心底
里的这样的心态挑战！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人的识
见，各有千秋；人之长足可以补己之短，但不足以抑
己之补短；己之长可以补人之短，但不足以抑人之补
短。只有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系统，才能滋生，才
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运作。否则，心里非要存有“高
人”“低人”之念，见到“高人”，则必引其句句是
金；见到“低人”，口中的话还没出来，就要大喝一
声“住口”，这是什么心态？
莫忘了，正是这样的看似平常而自然的心态，正是在
长期和在宏观上颓废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和自信，使她
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慢慢走向萎缩。而一个民族要想振
兴，没有强劲的创造力和勃发的生命力，是绝不可能
的！同时也正是这样的病态的思想方式，给一些“高
人”或想当“高人”的人，一次次地提供了作乱的契
机和支持，使他们总能一次次地以“高人”的姿态引
导着缺乏了自信的“低人”们，走向盲动，走向退步！
这，我想这正是我们的最大的病根之所在！
总之一个观点：自信，自信，再自信。一个人的长处，
可以引起我们的尊重－－那是为了向他曾经付出的努
力表示的应有的敬意－－在尊重之下，并虚心汲取他
的长处。除此之外，任何更远的一步，都是错误的！
CG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39:05
标题: 随口跟几句
回应:
老猪深有同感。于是乎想起两个例子：
一对洋教员夫妇从他们的寓所窗外看到一群来自各地
的中国专家散步，走在前头的是某大牌“高人”，他
背着手挺着肚子在那里悠闲地漫步，后面的“低人”手
放在前头，腰略前恭，面带微笑，形成一只散步小队。
后来，那高人先进楼了，剩下的低人大概自然升格成了
高人，都把手被在后面，纷纷挺起了肚子。这下子隔窗
偷看的洋人则笑破了肚子，后来夫妇俩给俺们当堂学说
并加表演。
还有一个例子：俺的一个高中朋友上某重点大学时有幸成为
新生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为老生送行。他背下了台词，
不拿稿子上台发言，结果台下认为他玩弄洋风度，他打了
个坌，惹起哄堂大笑。发言后某校长或副校长训斥他说，
你看人家老书记都照稿子念，你凭什么这样做？
看到洋人的一些场合，上下级开会发言也会彼此开玩笑，
上级介绍下级时也充满溢美之词，有时甚至没有严格的
上下级之分，场面既正式而又轻松幽默，带有人情味。
初时觉得这是文化传统差异，无所谓好坏之分，但是
细品来，这反映了前一种文化或曰习惯缺乏一种个人
的自尊、自信。当初俺若看到那只散步小队，大概不会注意
到什么，说不定自己也会如此，但是来自不同习惯的
洋员，却敏锐地观察到其中的可笑可叹之处。
自尊自信以及建立在自尊自信基础上的幽默大度友善
和对他人的尊重特别是非上级、非长辈、非熟人的尊
重，是中国人所普遍缺少的。老猪不久前东渡回国，
对此就颇有感触，为此还发了一帖胡话。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但是当年的礼教伦常是不平等
的仁爱，上下之间彼此讲求有爱，但是也必须有礼，强调家
族和君臣等级的尊卑，往往个人的地位要因周围人而定，因
此一个简单地“你”“我”这种人称代词都不能使用，而是
要彼此确定好关系，同辈的也要有个“愚兄贤弟”之分。而
反映家族人际关系的代词则发达的很，辈分一定要搞清楚，
族系也不能忽视，西人的一个COUSIN，中国人要论出表的、
堂的来。
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加上常年的战斗纪律的熏陶，自尊
自信似乎成了稀罕物，至多为少数有风度的大人们在
下人面前表现一下。对下人来说，只有景仰爱戴与服从。
上下级的关系永远不能忘记并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层面。
在吾人呼唤自尊自信的同时，不应忘记，与这种自尊自信
密不可分的是一贯遭到批判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个人主
义的自尊自信以及延伸而成的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珍惜、
对他人和他人权利的尊重，也构成了人权、自由理念的一
种文化基础。
谈到文化传统，西人传统或许要更重个人，但是政治和家族
的等级观念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西方人的祖宗也同样有过，
因此我更觉得有时与其把问题说成中西文化之争继而就牵扯
到捍卫国粹的大义，倒不如将其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
争。现代人要培养出现代的文化心态，对中国人对欧美人来
说，都是如此。
老猪对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永远答不清，依老猪来看，看着
鸡就吃鸡，看着蛋就吃蛋。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6, 1998 at 02:42:28
标题: 什么样的社会才较有平等意识？
回应:
平等和自尊意识固然和文化有关，可我觉得社会的
经济形态对这种价值观的形成的影响更大。社会上的尊卑
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尊崇者对受尊者依赖所引起
的。正因为有这种“尊崇”的需要，或者是必须，人们才
可能这样做。由于受尊者所掌握的资源较尊崇者多，尊崇者
希望通过对受尊者的恭维能直接或间接地分享受尊者拥有的
资源，不尊便得不到这种好处。农业社会的等级意识不论
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很强的，那是因为农民对土地拥有者
的相当大的生存依赖关系。在西方进入了工业社会后，人们
的工作选择性比农业社会大得多，也就没必要对上司表现出
从前农业社会里唯唯诺诺的等级心态。一个社会的经济选择
越多，就越能培养相对平等的社会意识。当领导掌握了你的
住房，提薪，福利等生存条件时，你在单位上就不得不对他
(她)恭敬几分。当这些经济条件，资源为国家机器所掌握时，
掌握政权的团体或个人也就掌握了别人的生杀大权，这时人们就
没有“不尊崇”政权的本钱。社会的经济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人手中
掌握的经济资源越多，人们才没有过分“尊崇”的必要，也少了几分对
受尊者的畏惧。所以我想中国人的平等意识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式
的多样化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过也正在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
在一个可以随意跳槽的商业社会，雇员与老板彼此间的关系就
更平等。引申到国家，道理也一样。
回应帖 3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November 07, 1998 at 03:37:10
标题: 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回应:
毛（囊）虫提到个人主义与人人平等和团队精神
的关系，我深有同感。共产党思想体系下的大敌
之一，就是个人主义，殊不知，这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倡导尊重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也是构成
一个良好运作的集体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基础。没
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就难以牢固树立
人权的观念，难以珍惜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
楼下曾争议权利与责任，而良好的权利与责任的互动
也是根植于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上。继而想到楼下
所谈论的国人缺少的自尊自信以及官僚家族和社交
体系以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实际上都反映出个人
主义精神被传统文化和当代政治所联合压制的恶果。
个人主义与重集体轻个人甚至强求纪律、服从的集体
主义截然相反，但是如毛（囊）虫所说，个人主义
往往能建立更好的集体，而靠等级观念和强制执行
而维持的集体主义下的集体，盛大的表象之下，往
往是一盘散沙而已。
个人主义与权利和义务：承认了个人的权和利，
给予个人以尊贵的地位，人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
以主人翁姿态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听命行事、
靠赏吃饭，所谓螺丝钉精神，不过是红药水馋猫
所形容的“奴隶”，主人不在了，奴隶就会偷懒耍赖，
地也就荒了。
个人主义与团队精神：只有个人主义下才有真正
的团队精神。这时候的团队是尊重和照顾到个人
私利的，是自愿或者至少是经过利益考量而后自
行作出决定的结合，也是最能发挥个人创造性的
结合，大家作为个人，为了共同利益，才组成了
这么个团队，牺牲和奉献，也是本着个人本心。
这是真正的团队，而不是皇帝征召来的民夫。
个人主义与忠诚：承认个人自由的忠诚才是真正
的忠诚。当人们可以自由痛骂某某、不理睬某某，
而某某仍能得到一些人的投票、喝彩时，这些人
是他的真正支持者，而他也要好好地对待这些有
个人选择权的支持者。淫威与愚民教育下的山呼
万岁，三拜九叩，是被迫的盲从，甚至可能是假
意的奉迎，也是一种牺牲了多数人尊严的忠诚。
说了半天，晕天黑地，有些语无伦次，不外是为
个人主义叫好。什么民主、法治、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等等，其实都贯穿着个人主义精神。
忽然想起一个现象，一种缺乏个人主义、批臭个人
主义所造成的街头小景，其实这也是某在华的老外
观察到的。有时局外旁观者真的是独具慧眼。
她说，我看到你们熟人之间进个办公室的门，
你让我，我让你，半天方能入内，可是到了
谁也不认识谁的公共汽车站上，人们却是
争先恐后地往门里挤，结果也是半天方能入内。
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如何让化外蛮夷笑话？而且
这个老外观察的不错，确有其事。
我们的仁爱礼义，是有等级的，有秩序的，上下
长幼，亲戚朋友，要有个规矩礼，不能逾越了，
可是到了生人面前，我要是礼貌有加，岂不是
承认他（她）是我的上级或长辈？所以等这个集体
等级圈子一时套不着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个体，面
对其他无法定出尊卑的个体时，就不必守这个
穷礼了，于是“形同路人”真成了冷漠的同意语，
冷漠尚可，路人们争起来那才叫“六亲不认”呢，因
为反正不是“六亲”，认它作甚！
“旁观”的过客说，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造就现代
文化心态，我想大概这也包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
我总觉得，二者很难用老马家人的套话来区分谁
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当领导上把个人主义当做
洪水猛兽、罪恶的精神污染时，难道是因为中国
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允许个人主义精神的孳生吗？
其实，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真正的由人组成的集体，
人群和猪群是不同的。
××× ××× ××× ×××
一走嘴提“猪”字，老猪便不由现了本像。白沫都
快干了，显是说多了，以后注意，少说多睡。
话说当年玉帝不容俺分辨便以生活作风问题为由贬俺
下界，后来被那猴子绑着俺上了西天，一路上给
老和尚端屎端尿，上茶添饭，牵马挑担，那菩萨吓唬
俺说，若不去就脱不了妖身，成不了正果，不给解决
仙界户口。列位，这整个就是劳动教养！！！ 况这
一路上等级森严，俺要听老和尚训，挨猴头打，还要
给佛祖菩萨磕头，连点置衣裳的私房钱都攒不得，如
此西行，实是身不由己。既是强拉的民夫和壮丁，就
莫怪俺常要嚷着分行李回高老庄。
同CG聊聊中国人的崇信心理－－接谈‘高人’
内容:
因为中国现在落后了而反思中国人缺什么，这种提法颇值得讨论。实际上，
落后与否，都是建立当今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判别标准上。这种判别标准
表现为主导当今世界的西方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鉴于对"文化的优劣"的判断
缺少客观的视角，这种以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为标准来看待另一种文化，最好用
]"差异"这种修辞，而不是用落后这种说法，否则可有自信不足之嫌
：〕〕。在当今反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化精神时代，连西方社会（起码在
学术思想界）对"落后"一词已经较少使用了。
导致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发展存在差异性的原因，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
清楚的。但把它归结为文化、制度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应该大致不差。您只是
从文化上找原因，并用"没有自信"来概括，我对此不敢认同，觉得您是把博大
的中华文化过于简单化了。
另外，至于中国人是否就不自信，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您讲的"非自信"现象
也确实存在，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人又很"自信"呢！而且"自信"得抱残守缺、
故步自封，历史上太多的事件说明中国人对接受新事物和外部事物都具有强烈的
抗拒心理。
既存在非自信现象，而又存在"自信"现象，这说明用"自信"来概括所列举的这些
事实，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那么，究竟该用什么来概括所列举的现象（包括
"高人"的说）呢？我想从中国人对先验定式的盲从这一角度补充您的观点。
历史上长期处于专制统治的儒家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将人的思想僵固化，并把人
的思想与人的地位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定位。这种"高人"心态，实际上是因为所谓
"高人"表现出了某方面的娴熟技能，于是众人就给他赋予了"地位"。
这种"地位"也是人们做与其地位相符的事情的"合理"和"合法"的标志。于是乎，
"低人"是不能做"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即使做了，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
去做这件事情，就得不到人们认同（每个人可都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
就要受伦理责难和歧视，轻了只是丢面子（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面子的负担
可重得很呢），重了则要受刑法。这样只会使得人的思想等级模式化，对权威
（即具有"合法化"外衣的人）产生崇信心理。正如您所言，"颓废了我们民族的
思维和自信"。在这种思维习性影响下，人们会倾向于安于现状，从而助长了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我们从所学习的知识中获得思想，但这种思想如果被绝对化和权威化，也
会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模式化而受到禁锢，要使得我们的思想解放，只有报着
对权威或权威思想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思考，怀疑，批判，再思考。。。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发展。
中国要是有一次向西方那样的深入和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好了！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2:36
标题: 启蒙启蒙，越启越蒙！
回应:
看来看去，总有点不得要领。
好象又看了一遍《河殇》。^_^
说中国人不自信，没错。咱们在洋人面前是有点自卑。
说中国人自负，也没错。谁叫咱们几百年前比别人领先了
那么久。
想想中国为什么落后，怪怪儒家思想，好象是那么回事。可咱们
怪祖宗已经怪了百多年，似乎也没啥成效。
是不是该换个思路了？
想想：
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
破坏最严重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
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
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
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
唾弃的结果？
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是批孔吗？
我们思考的参造点，是否应该由西方往自己的近邻移一移。
对邻近的“小兄弟”，我们是否应该稍微低一低我们那高傲的
头颅，也多想想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
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似乎更大，他们的发展模式
说不定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您说呢？
回应帖 2
姓名: 臭皮匠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4:07
标题: 再谈中国人的崇信心理兼回旁观兄
回应:
我上文只是想谈论一下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崇信心理”的塑造，可能没有写清楚。
再引用我在文艺复兴论坛中曾贴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文章的一段，再解释
一下：
受传统的"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的约束，中国古人在精神气质上缺乏独立性，
而表现出对权威的强烈依附特点。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尊经法古"的风气，学者更
多的是对经书进行注释学研究，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於对经典文献的整理上，热衷
於引用古人的观点作为先设的终极性权威理论来论证眼前的事实，而缺少对过去的
理论观念的检验和评价。缺乏独立的精神，特别是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也导致
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抱缺受残的文化心理。这样，许多学术思想一开始形成，也就
很成为不变的终极，这与不断自我否定以求发展的科学发展途径背道而驰。缺少了
自我否定机制，也就没有了创新和发展，科学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古代中国，即
使曾出现过科学，但一经被看作经典和权威思想，所谓的科学也会被僵化教条地看
待，反过来会羁绊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从而坠落成为"反科学"。如具有
悠久历史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混有把规律理想化的冥想成份，在刚出现之时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但长期以来被绝对化和教条化，成为了统治古代各学科的千古不变
的金科玉律，并被古人以不变应万变地解释错综复杂的自然事物发生演变，这就使
其失去了进步的意义，还会阻碍其它思想的产生。相比较而言，西方历史上也曾经
出现过相类似的“五行学”，但很快就被弃用了。
从中国传统上对历史人物的歌颂和崇拜，也说明中国人的崇信心理。越是古老的人，
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越是高大。以古人言行为榜样，以古代制度为模式，引古来
论今，都很容易片面化，但却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如果要谈中国的“落后”，文化制度(制度是正轨约束，而文化惯例为非正规约
束，后者的约束性常常更有效)因素肯定首当其中，不反省文化又反省谁？但关键是
要怎么反省。是全盘否定，还是局部调整。我上文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只是指
出其糟粕的一面。
有网友说：“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破坏最严重
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
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唾弃的结果？”，“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
飞？是批孔吗？”
这些问题过于表面化，多经不起推敲。我承认，在形式上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表面
最残酷的摧残，但是儒家思想的实质没有改变。我们的崇信心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反
倒空前高涨，只是的崇信对象发生了变化。一个关健的问题是，我们反了儒家文化的
什么实质方面？是不是只是把儒家思想看做吃人礼教，喊几声口号就行了。另一个关
健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建立了什么？是不是西方那种文化？别是另一种形
式的儒家思想再加上乌托邦式理想主义信念！我们讨论儒家思想只是相对于西方思想，
没有找印度文化、马来文化等其它文化做参照系，许多文化比儒家文化还“落后”呢！
所以光是看“反了什么”又有什么用，要看建立了什么。
谁能否认，儒家思想在大陆更根深蒂固！东亚国家中，日本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最少；当初那些逃荒到东南亚的人，本身在大陆也是儒家思想相对薄弱的一个阶层。再
来看看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人民又是在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在建构什么样
的文化思想，起码在学术界来讲，那些拿有西方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在唱主角并正主
导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华人地区中，儒家文化最陷入危机的是在台湾，而
香港虽然也保持了许多传统文化特色，但在大陆人眼里，说它全盘西化，决不为过。
如果把“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和“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说成是
发扬传统文化的结果，那可真真是笑谈！这种把文化绝对化，支解割离地看问题，那真
是很成问题。
说了儒家文化糟粕一面，并不是说要全盘否定儒家文化。即使是糟粕一面，在另一方面
也不是完全都表现出消极影响。社会科学中上并不遵守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非此即彼、
泾渭分明的逻辑定律。此我在上文中尽量避免极端用词，还首先把“文化落后”这一概念
相对化，结果还是被无可奈何地极端理解。
另外，理解某种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是看政治口号。否则只是把文化当做政治实用术语
来理解，太片面化了。
内容:
因为中国现在落后了而反思中国人缺什么，这种提法颇值得讨论。实际上，
落后与否，都是建立当今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判别标准上。这种判别标准
表现为主导当今世界的西方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鉴于对"文化的优劣"的判断
缺少客观的视角，这种以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为标准来看待另一种文化，最好用
]"差异"这种修辞，而不是用落后这种说法，否则可有自信不足之嫌
：〕〕。在当今反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化精神时代，连西方社会（起码在
学术思想界）对"落后"一词已经较少使用了。
导致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发展存在差异性的原因，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
清楚的。但把它归结为文化、制度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应该大致不差。您只是
从文化上找原因，并用"没有自信"来概括，我对此不敢认同，觉得您是把博大
的中华文化过于简单化了。
另外，至于中国人是否就不自信，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您讲的"非自信"现象
也确实存在，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人又很"自信"呢！而且"自信"得抱残守缺、
故步自封，历史上太多的事件说明中国人对接受新事物和外部事物都具有强烈的
抗拒心理。
既存在非自信现象，而又存在"自信"现象，这说明用"自信"来概括所列举的这些
事实，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那么，究竟该用什么来概括所列举的现象（包括
"高人"的说）呢？我想从中国人对先验定式的盲从这一角度补充您的观点。
历史上长期处于专制统治的儒家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将人的思想僵固化，并把人
的思想与人的地位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定位。这种"高人"心态，实际上是因为所谓
"高人"表现出了某方面的娴熟技能，于是众人就给他赋予了"地位"。
这种"地位"也是人们做与其地位相符的事情的"合理"和"合法"的标志。于是乎，
"低人"是不能做"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即使做了，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
去做这件事情，就得不到人们认同（每个人可都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
就要受伦理责难和歧视，轻了只是丢面子（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面子的负担
可重得很呢），重了则要受刑法。这样只会使得人的思想等级模式化，对权威
（即具有"合法化"外衣的人）产生崇信心理。正如您所言，"颓废了我们民族的
思维和自信"。在这种思维习性影响下，人们会倾向于安于现状，从而助长了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我们从所学习的知识中获得思想，但这种思想如果被绝对化和权威化，也
会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模式化而受到禁锢，要使得我们的思想解放，只有报着
对权威或权威思想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思考，怀疑，批判，再思考。。。只有
这样才能不断自我否定，不断发展。
中国要是有一次向西方那样的深入和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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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2:36
标题: 启蒙启蒙，越启越蒙！
回应:
看来看去，总有点不得要领。
好象又看了一遍《河殇》。^_^
说中国人不自信，没错。咱们在洋人面前是有点自卑。
说中国人自负，也没错。谁叫咱们几百年前比别人领先了
那么久。
想想中国为什么落后，怪怪儒家思想，好象是那么回事。可咱们
怪祖宗已经怪了百多年，似乎也没啥成效。
是不是该换个思路了？
想想：
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
破坏最严重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
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
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
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
唾弃的结果？
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是批孔吗？
我们思考的参造点，是否应该由西方往自己的近邻移一移。
对邻近的“小兄弟”，我们是否应该稍微低一低我们那高傲的
头颅，也多想想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
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似乎更大，他们的发展模式
说不定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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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臭皮匠
日期: November 08, 1998 at 03:44:07
标题: 再谈中国人的崇信心理兼回旁观兄
回应:
我上文只是想谈论一下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崇信心理”的塑造，可能没有写清楚。
再引用我在文艺复兴论坛中曾贴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文章的一段，再解释
一下：
受传统的"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的约束，中国古人在精神气质上缺乏独立性，
而表现出对权威的强烈依附特点。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尊经法古"的风气，学者更
多的是对经书进行注释学研究，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用於对经典文献的整理上，热衷
於引用古人的观点作为先设的终极性权威理论来论证眼前的事实，而缺少对过去的
理论观念的检验和评价。缺乏独立的精神，特别是缺乏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也导致
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抱缺受残的文化心理。这样，许多学术思想一开始形成，也就
很成为不变的终极，这与不断自我否定以求发展的科学发展途径背道而驰。缺少了
自我否定机制，也就没有了创新和发展，科学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古代中国，即
使曾出现过科学，但一经被看作经典和权威思想，所谓的科学也会被僵化教条地看
待，反过来会羁绊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从而坠落成为"反科学"。如具有
悠久历史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混有把规律理想化的冥想成份，在刚出现之时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但长期以来被绝对化和教条化，成为了统治古代各学科的千古不变
的金科玉律，并被古人以不变应万变地解释错综复杂的自然事物发生演变，这就使
其失去了进步的意义，还会阻碍其它思想的产生。相比较而言，西方历史上也曾经
出现过相类似的“五行学”，但很快就被弃用了。
从中国传统上对历史人物的歌颂和崇拜，也说明中国人的崇信心理。越是古老的人，
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越是高大。以古人言行为榜样，以古代制度为模式，引古来
论今，都很容易片面化，但却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如果要谈中国的“落后”，文化制度(制度是正轨约束，而文化惯例为非正规约
束，后者的约束性常常更有效)因素肯定首当其中，不反省文化又反省谁？但关键是
要怎么反省。是全盘否定，还是局部调整。我上文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只是指
出其糟粕的一面。
有网友说：“为什么东亚国家中，对儒家思想最咬牙切齿的，对儒家思想破坏最严重
的中国大陆，恰恰是搞得最糟的地域？”，“为什么别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等)没什么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也没什么鲁迅，巴金(在台湾早些时候还遭禁)，
年年都在搞尊孔大典，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
东方的巴黎？是对传统文化唾弃的结果？”，“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
飞？是批孔吗？”
这些问题过于表面化，多经不起推敲。我承认，在形式上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表面
最残酷的摧残，但是儒家思想的实质没有改变。我们的崇信心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反
倒空前高涨，只是的崇信对象发生了变化。一个关健的问题是，我们反了儒家文化的
什么实质方面？是不是只是把儒家思想看做吃人礼教，喊几声口号就行了。另一个关
健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建立了什么？是不是西方那种文化？别是另一种形
式的儒家思想再加上乌托邦式理想主义信念！我们讨论儒家思想只是相对于西方思想，
没有找印度文化、马来文化等其它文化做参照系，许多文化比儒家文化还“落后”呢！
所以光是看“反了什么”又有什么用，要看建立了什么。
谁能否认，儒家思想在大陆更根深蒂固！东亚国家中，日本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最少；当初那些逃荒到东南亚的人，本身在大陆也是儒家思想相对薄弱的一个阶层。再
来看看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人民又是在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在建构什么样
的文化思想，起码在学术界来讲，那些拿有西方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在唱主角并正主
导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华人地区中，儒家文化最陷入危机的是在台湾，而
香港虽然也保持了许多传统文化特色，但在大陆人眼里，说它全盘西化，决不为过。
如果把“解放前的上海租界能成为东方的巴黎”和“中国在九二年后迅速起飞”说成是
发扬传统文化的结果，那可真真是笑谈！这种把文化绝对化，支解割离地看问题，那真
是很成问题。
说了儒家文化糟粕一面，并不是说要全盘否定儒家文化。即使是糟粕一面，在另一方面
也不是完全都表现出消极影响。社会科学中上并不遵守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非此即彼、
泾渭分明的逻辑定律。此我在上文中尽量避免极端用词，还首先把“文化落后”这一概念
相对化，结果还是被无可奈何地极端理解。
另外，理解某种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是看政治口号。否则只是把文化当做政治实用术语
来理解，太片面化了。
蒙君地，你地道理地大大地好。我地，有点随感地
干活！^o^
××× ××× ××× ×××
蒙君（^o^)提到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因素，而中国
传统以家庭为核心，并以家庭模式比照国家，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构架。老猪，不，书生
也想说，这种等级构架和围绕这种构架形成的一套
伦理体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如今常有人
拿出东方传统论，而实际上，这种真正的传统已经
面目全非，持传统特色论而抵制民主变革的人，也
不便主张回到那时的真正的传统了，而且经常说
传统特色，其实究竟什么是正宗的传统特色，现在
究竟保留下了多少，也很难有人深究了。
××× ××× ××× ×××
西方现代文化的渊源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
和犹太－基督教传统。蒙君说西人自古重个人主义，
相比中国，大体应该不错，但是从先秦思想中或许也
能挖掘出可以和个人主义相比照的思想成份，
而另一方面，中世纪及以前的欧洲，等级制度
和家族制度也是存在的。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书生以为还是按全世界约定俗
成的定义讲，不必扭曲。那么，基督教中就确实含有
集体主义思想因素，早期基督徒是过集体生活的。
而罗马帝国由镇压基督教而改宣基督教为国教后，
基督教，也就是今日之天主教系统，也吸收了世俗
的森严等级制度，而教会同时又渗入世俗社会，形成
政教合一局面。这时候，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
基督教，等级和集体纽带观念想必也是很强烈的。
再说下去，我这卖大力丸的底盘就不稳了，不过，
我总觉得，说基督教含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个人
主义因素也该不错，或者说，基督教教义的解释，
可以不对个人主义能量的释放产生阻碍。而真正
人本思想的发扬，还是在马丁路德改教，新教
兴起之后。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所以我总想说，有的时候，不是中西传统对立
的问题，而是传统社会心态与现代社会心态
的对立。变革对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告别传统
进入现代文明。
不过，这个宏大的问题，我已经底气不足了，毛
煎和芦苇等“高人”在，拿着书卷等着居高临下
砸人的。砸死是小，失节是大，我就赶紧住嘴了。
××× ××× ××× ×××
关于“人民”问题。老猪既然扮作人形，也就
混入人民队伍了吧。传完了猪瘟，你再赶我不迟。
现在的人民一词，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外交用语，
也就是说虽古已有人民一词，但是今日用来又
有了新意，而且有洋文对照物。
不过老美说PEOPLE，其实没我们这么费劲，不过
是个人的复数，“每个个人”的集合体而已。但是
PEOPLE一词有时也确实具有政治含义，所以翻译
中文时就费劲了，还需参考上下文，看前面是不是有
定冠词THE，或者说话人是谁，在什么场合说的，等等。
必要时就要翻译成“人民”了，而一遇到PEOPLE就
自动翻译成“人民”，就会造成老美说话也这么政治化
的印象了。
××× ××× ××× ×××
所以说现代中文中的“人民”一词，确实让人紧张。
这个词不仅政治色彩强，而且沾着血泪。让人敏感
是正常现象。以人民的名义践踏个人权利的做法
还没有成为遥远历史，而另一方面，有些反对当权
者利用人民旗号的人，也打起人民旗号，这时人民
就成了一面战旗了。
所以老猪，奥，不，书生，回避“人民”一词，
蒙君不该笑话，而要多多原谅。
反动书生作帖，偷偷以个人或人们换人民，有
以下365点考虑：
1。上文已说，对“人民”的滥用已经让人很
敏感了。
2。时下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不尊重，个人
主义仍为反动思想，集体主义则天天讲，因此
用不着我在这里宣传“人民”，相反，自觉不自觉
或自觉地假装不自觉地散布点个人主义观点，
是我这等反对派的本行。
3。大家在坛子上发帖换帖，都不是什么伟大领袖
（也许毛兼除外），不过都是个别网虫，自说
自话。既然如此，所发表言论，仅仅代表每个个人，
而不必做全体人民代言人。
××× ××× ××× ×××
蒙君想抛去给“人民”一次添加的杂质，回归本意。
这也不错。从字典上去除人民，当然是夸张的比喻，
这个词是去不掉的。当个抽象概念说说也不无不可，
但是不可以人民名义剥夺个人权利，或者干脆把
虽未洗心却已革面的那么一头可怜的猪精开除出
人民队伍。
使用“人民”的场合少不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
常代表人民对内对外讲话。仅从礼仪上来说，
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权，因为他们的职位代表了
国家。当然，有些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世袭、
天命、枪杆子、或曰历史赋予等等，他们的民意
代表性从法统上说似乎差了一些，不过即使是民选
的一国之首，其得票率往往也不见得够得上
选民总数的一半，更何况在某一具体问题上，
更难说他代表全体人民。所以当某某总统主席
说我国人民如何如何时，不说盗用，也是有点挪用
民意的意味。
但是，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不必
深究。关键是说这种话的某总统主席等等，不要
反过头来真的强迫每个个人都跟着他的“人民”走，
就行了。
另一方面，真的出现这种强迫，而某个个人表示不服时，
我更希望他或她说：“我不答应”，而不必说：
“人民不答应”。说“不答应”的每个个人
多了，声音就响亮了，其实也就形成一种普遍
民意了。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2:38
标题: 致书生：是鸡与蛋的问题，还是马拉车的问题
回应:
>>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以下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段：
从12世纪开始，商业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复苏，城市又开始雨后春荀般出现。
十字军，城市生活的增长和复苏的商业活动都为15和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文
化重生铺了路。
愚见：
查了一下书，发现被认为激发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马丁路德
的宗教宣言是在1520发表的。这时欧洲复苏的商业贸易活动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欧洲各国为打破奥脱曼帝国对辣椒贸易的垄断
而开始的航海活动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
哥伦布的美州之行是在1492年，葡萄牙等国的航海探险更早。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
商业贸易活动的兴起使欧洲的经济架构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由于商业贸易的高度流动性，使欧洲各国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大打了
折扣，也使得罗马教庭的宗教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
咱的社会资源论来看，就是说罗马教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比之从前
大大减少了，这才使教庭将僵化的宗教教义强加于个人的
能力大大降低。这为人文精神的兴起创造了相对宽松的
条件，也才有可能出现经济上相对独立，思想上具有相对独立见解的
的人士的出现。所以经济形态改变导致思想文化变革的
说法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声明一下，咱的这说法跟马家没啥
关系，由经济现象或经济动机解释社会现象不是马家的专利吧？^_^
我总以为，要使人从一种行之有年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另一种全新的
思维方式，没有利的
驱使是很难办到的。在“利”
的驱使下，才能产生各种需要，进而刺激因应各种需要和需求的
主意，思想的产生。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由“抑商”转到了
“重商”。使什么事件促使他们跨过了这道门槛，倒是颇耐人寻味的。
待续。。
回应帖 2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4:06
标题: 有道理。
回应:
有道理。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
另，所谓“重商主义”是固定名词，专指某一历史
时期欧洲国家的某政策，这种中文翻译方法已成专门
术语和定论。而你这里的“重商”可能是针对重农轻商的
传统政策及心态而言，范围更广泛一些，所以是不是换个
说法更好些？
干活！^o^
××× ××× ××× ×××
蒙君（^o^)提到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因素，而中国
传统以家庭为核心，并以家庭模式比照国家，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构架。老猪，不，书生
也想说，这种等级构架和围绕这种构架形成的一套
伦理体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如今常有人
拿出东方传统论，而实际上，这种真正的传统已经
面目全非，持传统特色论而抵制民主变革的人，也
不便主张回到那时的真正的传统了，而且经常说
传统特色，其实究竟什么是正宗的传统特色，现在
究竟保留下了多少，也很难有人深究了。
××× ××× ××× ×××
西方现代文化的渊源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
和犹太－基督教传统。蒙君说西人自古重个人主义，
相比中国，大体应该不错，但是从先秦思想中或许也
能挖掘出可以和个人主义相比照的思想成份，
而另一方面，中世纪及以前的欧洲，等级制度
和家族制度也是存在的。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书生以为还是按全世界约定俗
成的定义讲，不必扭曲。那么，基督教中就确实含有
集体主义思想因素，早期基督徒是过集体生活的。
而罗马帝国由镇压基督教而改宣基督教为国教后，
基督教，也就是今日之天主教系统，也吸收了世俗
的森严等级制度，而教会同时又渗入世俗社会，形成
政教合一局面。这时候，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
基督教，等级和集体纽带观念想必也是很强烈的。
再说下去，我这卖大力丸的底盘就不稳了，不过，
我总觉得，说基督教含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个人
主义因素也该不错，或者说，基督教教义的解释，
可以不对个人主义能量的释放产生阻碍。而真正
人本思想的发扬，还是在马丁路德改教，新教
兴起之后。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所以我总想说，有的时候，不是中西传统对立
的问题，而是传统社会心态与现代社会心态
的对立。变革对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告别传统
进入现代文明。
不过，这个宏大的问题，我已经底气不足了，毛
煎和芦苇等“高人”在，拿着书卷等着居高临下
砸人的。砸死是小，失节是大，我就赶紧住嘴了。
××× ××× ××× ×××
关于“人民”问题。老猪既然扮作人形，也就
混入人民队伍了吧。传完了猪瘟，你再赶我不迟。
现在的人民一词，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外交用语，
也就是说虽古已有人民一词，但是今日用来又
有了新意，而且有洋文对照物。
不过老美说PEOPLE，其实没我们这么费劲，不过
是个人的复数，“每个个人”的集合体而已。但是
PEOPLE一词有时也确实具有政治含义，所以翻译
中文时就费劲了，还需参考上下文，看前面是不是有
定冠词THE，或者说话人是谁，在什么场合说的，等等。
必要时就要翻译成“人民”了，而一遇到PEOPLE就
自动翻译成“人民”，就会造成老美说话也这么政治化
的印象了。
××× ××× ××× ×××
所以说现代中文中的“人民”一词，确实让人紧张。
这个词不仅政治色彩强，而且沾着血泪。让人敏感
是正常现象。以人民的名义践踏个人权利的做法
还没有成为遥远历史，而另一方面，有些反对当权
者利用人民旗号的人，也打起人民旗号，这时人民
就成了一面战旗了。
所以老猪，奥，不，书生，回避“人民”一词，
蒙君不该笑话，而要多多原谅。
反动书生作帖，偷偷以个人或人们换人民，有
以下365点考虑：
1。上文已说，对“人民”的滥用已经让人很
敏感了。
2。时下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不尊重，个人
主义仍为反动思想，集体主义则天天讲，因此
用不着我在这里宣传“人民”，相反，自觉不自觉
或自觉地假装不自觉地散布点个人主义观点，
是我这等反对派的本行。
3。大家在坛子上发帖换帖，都不是什么伟大领袖
（也许毛兼除外），不过都是个别网虫，自说
自话。既然如此，所发表言论，仅仅代表每个个人，
而不必做全体人民代言人。
××× ××× ××× ×××
蒙君想抛去给“人民”一次添加的杂质，回归本意。
这也不错。从字典上去除人民，当然是夸张的比喻，
这个词是去不掉的。当个抽象概念说说也不无不可，
但是不可以人民名义剥夺个人权利，或者干脆把
虽未洗心却已革面的那么一头可怜的猪精开除出
人民队伍。
使用“人民”的场合少不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
常代表人民对内对外讲话。仅从礼仪上来说，
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权，因为他们的职位代表了
国家。当然，有些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世袭、
天命、枪杆子、或曰历史赋予等等，他们的民意
代表性从法统上说似乎差了一些，不过即使是民选
的一国之首，其得票率往往也不见得够得上
选民总数的一半，更何况在某一具体问题上，
更难说他代表全体人民。所以当某某总统主席
说我国人民如何如何时，不说盗用，也是有点挪用
民意的意味。
但是，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不必
深究。关键是说这种话的某总统主席等等，不要
反过头来真的强迫每个个人都跟着他的“人民”走，
就行了。
另一方面，真的出现这种强迫，而某个个人表示不服时，
我更希望他或她说：“我不答应”，而不必说：
“人民不答应”。说“不答应”的每个个人
多了，声音就响亮了，其实也就形成一种普遍
民意了。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2:38
标题: 致书生：是鸡与蛋的问题，还是马拉车的问题
回应:
>>
究竟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新教产生，
还是新教释放出来的人本思想刺激了个人的创造
性，推动了经济以及民权和民主的发展，旁观过
客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
鸡蛋互生的问题。
以下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段：
从12世纪开始，商业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复苏，城市又开始雨后春荀般出现。
十字军，城市生活的增长和复苏的商业活动都为15和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文
化重生铺了路。
愚见：
查了一下书，发现被认为激发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马丁路德
的宗教宣言是在1520发表的。这时欧洲复苏的商业贸易活动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欧洲各国为打破奥脱曼帝国对辣椒贸易的垄断
而开始的航海活动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
哥伦布的美州之行是在1492年，葡萄牙等国的航海探险更早。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
商业贸易活动的兴起使欧洲的经济架构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由于商业贸易的高度流动性，使欧洲各国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大打了
折扣，也使得罗马教庭的宗教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
咱的社会资源论来看，就是说罗马教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比之从前
大大减少了，这才使教庭将僵化的宗教教义强加于个人的
能力大大降低。这为人文精神的兴起创造了相对宽松的
条件，也才有可能出现经济上相对独立，思想上具有相对独立见解的
的人士的出现。所以经济形态改变导致思想文化变革的
说法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声明一下，咱的这说法跟马家没啥
关系，由经济现象或经济动机解释社会现象不是马家的专利吧？^_^
我总以为，要使人从一种行之有年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另一种全新的
思维方式，没有利的
驱使是很难办到的。在“利”
的驱使下，才能产生各种需要，进而刺激因应各种需要和需求的
主意，思想的产生。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由“抑商”转到了
“重商”。使什么事件促使他们跨过了这道门槛，倒是颇耐人寻味的。
待续。。
回应帖 2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November 16, 1998 at 05:24:06
标题: 有道理。
回应:
有道理。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
另，所谓“重商主义”是固定名词，专指某一历史
时期欧洲国家的某政策，这种中文翻译方法已成专门
术语和定论。而你这里的“重商”可能是针对重农轻商的
传统政策及心态而言，范围更广泛一些，所以是不是换个
说法更好些？
内容:
又去查了一下词典，果然，重商主义一词由mercantilism翻译
得来，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商贸政策。而我所指的只是泛泛的商业
贸易行为，相应的英文词汇似乎为COMMERCIALISM比较恰当。可
又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在找到恰当的词汇之前，权且让我
约定俗成一回。
您说的不错，
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可我想，这种阻力和
在经济与思想一元化时的阻力是不同的。这个时候
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的“利”是有较深的
体会的。即便有旧的势力在阻挠，可由于旧的势力所掌握的
社会资源较一元化的昨天要少得多，这时的阻力相较于过去就
小得多了。当然，即使在一元化时需要先觉先知者(相对而言)
的呼吁，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没有体会到立即的好处，先
知先觉者的推动要困难得多，旧的心态维持不变的理由
也就有较大的号召力。
说到欧洲人为什么能够跨过“轻商的门坎”，在下对欧洲史
了解不多，谈不出个大概。不过对华人社会，我倒是有一点小小的
观察：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近百年来我们都一直试图摆脱小农经济为主体的
自己自足的经济状态，向工业社会过渡。可总体来说，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曾经有过局部地区的工业化(如上海，东三省某些地区等)，可
国家政策一直是向农业倾斜的。人们一直不以经商为荣，人们的思维
观念里(起码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人们攀缘社会阶梯
的最正规的途径。人们只以作官为荣，而以经商为耻。
再来看看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已经跨过“轻商”
这道门坎了，这是他们成功的所在。同是受孔孟之道教诲的炎黄子孙，
为什么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士的束缚，克服了“轻商”的弊端呢？他们
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学而优则士”这
条古往今来人们向上爬的正规途径走不通了。他们没有刻意抬高鲁迅，
也不需要“巴金”，也没有“五四”，“文革”那样咬牙切齿般刻意诋毁孔孟之道。
对他们来说，在那种特定的不得已的状况下 ，没有科举，祖国最大的弊端- 官本位意识
自动被消解了。学而优则士走不通，便只有学而优则商。奇怪吧，在不得已的
境况下，中国人才得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不得不进行了自身的文化调整。
如果我们一个个看，是不难发现东南亚，台湾和香港华人的这些共同特点的：
1。东南亚各国的情况颇为类似。
所有移民最初都与中国积弱的因素有关。19世纪时，
国内的战乱与饥馑，把许多中国
人推向了国外。一些新兴的的工业国又亟需廉价劳工，为贫
困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把他们吸引过去。从某一观点来看
，只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比千千万万输出世界各地的华人契约劳工的
命运更悲惨。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华人移居国外，又给他们带来生命
活力与希望。这些华人以坚忍不拔与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接受了挑战。
他们极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特点，极力抗拒同化。他们在所在国，仕途
这条路是想也不敢想的。而他们保有中国人一直有的上进心。他们没
有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做官。在这种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出路便只
有经商一途。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商场。经过
百年来的惨淡经营，他们控制了相当部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2。台湾。蒋介石带着两百万国军和家眷逃到台湾后。对于台湾的本省
人来说。政治上的前途也是有限的。在蒋家掌权的近四十年间，由于
台湾党政军的重要职位基本上由外省人所把持，本省人要往上爬，也
只有走经商这条路。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台湾的亿万富翁们，基本
上都是本省人。蒋经国过世后，掌握雄厚财力的本省人终于渐渐地蚕食
外省人的势力。说是争“民主”，可实际上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地域之争。
台湾本省人跨过了“轻商”这道门坎，也是不得已为之的。
一句话，他们是在仕途之路被堵死之后走上商场的。
3。香港。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经历了不少变动。
可香港做为商埠的特点一直没变。英国人主掌了所有
行政大权，大批人由内地因为战乱，饥荒逃到香港。在香港，没有科举，
仕途之路同样是走不通，因为这是英国人的管辖地。为了生存，他们不
得不走上了商场。
如果我们嫌上述例子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在我们本土的
某些地区找寻到一些相似的例子。时间关系不一一分析了，总之也是
仕途之路被堵死而不得不走上商场的例子。
a)上海租界。
b)深圳。
c)九二年来的状况。
由以上中国人成功的范例，似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使中国人跨过“轻商”门坎的经验公式
(虽然我也不喜欢，可这是个很无奈的结论)：
暂时堵截仕途之路+重商政策=中国人的成功
纵观全球的华人状况，至今我还找不到有例外的情况。
先胡说这么些，有时间再聊。
以下给臭皮匠兄：
我们的同胞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我们自己的摸索也已获得
了初步的成效，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走一遍我们前辈所走的
弯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只有高举鲁迅，五四的大旗，才是“反思
中国文化”的正统方式。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全盘诋毁千百年来
作为我们社会道德规范的孔孟之道。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17, 1998 at 03:11:10
标题: 简单的读后感
回应: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又去查了一下词典，果然，重商主义一词由mercantilism翻译
得来，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商贸政策。而我所指的只是泛泛的商业
贸易行为，相应的英文词汇似乎为COMMERCIALISM比较恰当。可
又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所以在找到恰当的词汇之前，权且让我
约定俗成一回。
您说的不错，
就是在那种经济发展及多元
状态下，思想的突破，包括改教，也是遇到阻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了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使人萌生
了新的念头，但是这种念头也需要自觉地推动，而
旧的心态也是很真诚地很自以为负责地在起阻挡和
压制的作用。。可我想，这种阻力和
在经济与思想一元化时的阻力是不同的。这个时候
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的“利”是有较深的
体会的。即便有旧的势力在阻挠，可由于旧的势力所掌握的
社会资源较一元化的昨天要少得多，这时的阻力相较于过去就
小得多了。当然，即使在一元化时需要先觉先知者(相对而言)
的呼吁，由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变革没有体会到立即的好处，先
知先觉者的推动要困难得多，旧的心态维持不变的理由
也就有较大的号召力。
说到欧洲人为什么能够跨过“轻商的门坎”，在下对欧洲史
了解不多，谈不出个大概。不过对华人社会，我倒是有一点小小的
观察：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近百年来我们都一直试图摆脱小农经济为主体的
自己自足的经济状态，向工业社会过渡。可总体来说，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曾经有过局部地区的工业化(如上海，东三省某些地区等)，可
国家政策一直是向农业倾斜的。人们一直不以经商为荣，人们的思维
观念里(起码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人们攀缘社会阶梯
的最正规的途径。人们只以作官为荣，而以经商为耻。
再来看看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已经跨过“轻商”
这道门坎了，这是他们成功的所在。同是受孔孟之道教诲的炎黄子孙，
为什么他们摆脱了学而优则士的束缚，克服了“轻商”的弊端呢？他们
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学而优则士”这
条古往今来人们向上爬的正规途径走不通了。他们没有刻意抬高鲁迅，
也不需要“巴金”，也没有“五四”，“文革”那样咬牙切齿般刻意诋毁孔孟之道。
对他们来说，在那种特定的不得已的状况下 ，没有科举，祖国最大的弊端- 官本位意识
自动被消解了。学而优则士走不通，便只有学而优则商。奇怪吧，在不得已的
境况下，中国人才得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不得不进行了自身的文化调整。
如果我们一个个看，是不难发现东南亚，台湾和香港华人的这些共同特点的：
1。东南亚各国的情况颇为类似。
所有移民最初都与中国积弱的因素有关。19世纪时，
国内的战乱与饥馑，把许多中国
人推向了国外。一些新兴的的工业国又亟需廉价劳工，为贫
困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把他们吸引过去。从某一观点来看
，只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比千千万万输出世界各地的华人契约劳工的
命运更悲惨。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华人移居国外，又给他们带来生命
活力与希望。这些华人以坚忍不拔与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接受了挑战。
他们极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特点，极力抗拒同化。他们在所在国，仕途
这条路是想也不敢想的。而他们保有中国人一直有的上进心。他们没
有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做官。在这种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出路便只
有经商一途。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上了商场。经过
百年来的惨淡经营，他们控制了相当部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
2。台湾。蒋介石带着两百万国军和家眷逃到台湾后。对于台湾的本省
人来说。政治上的前途也是有限的。在蒋家掌权的近四十年间，由于
台湾党政军的重要职位基本上由外省人所把持，本省人要往上爬，也
只有走经商这条路。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台湾的亿万富翁们，基本
上都是本省人。蒋经国过世后，掌握雄厚财力的本省人终于渐渐地蚕食
外省人的势力。说是争“民主”，可实际上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地域之争。
台湾本省人跨过了“轻商”这道门坎，也是不得已为之的。
一句话，他们是在仕途之路被堵死之后走上商场的。
3。香港。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经历了不少变动。
可香港做为商埠的特点一直没变。英国人主掌了所有
行政大权，大批人由内地因为战乱，饥荒逃到香港。在香港，没有科举，
仕途之路同样是走不通，因为这是英国人的管辖地。为了生存，他们不
得不走上了商场。
如果我们嫌上述例子还不够，我们还可以在我们本土的
某些地区找寻到一些相似的例子。时间关系不一一分析了，总之也是
仕途之路被堵死而不得不走上商场的例子。
a)上海租界。
b)深圳。
c)九二年来的状况。
由以上中国人成功的范例，似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使中国人跨过“轻商”门坎的经验公式
(虽然我也不喜欢，可这是个很无奈的结论)：
暂时堵截仕途之路+重商政策=中国人的成功
纵观全球的华人状况，至今我还找不到有例外的情况。
先胡说这么些，有时间再聊。
以下给臭皮匠兄：
我们的同胞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我们自己的摸索也已获得
了初步的成效，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走一遍我们前辈所走的
弯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只有高举鲁迅，五四的大旗，才是“反思
中国文化”的正统方式。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全盘诋毁千百年来
作为我们社会道德规范的孔孟之道。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17, 1998 at 03:11:10
标题: 简单的读后感
回应: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Name: 旁观
E-Mail:
Subject: 书生误会了
Body of Message:
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这些通过拦死仕途而成功的例子，
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人都 是自私的，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 什么诱因使他们进行这油水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
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将他们拉离这获利多多的官场呢？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进行这项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就是说，
你想进行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会
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阻力。说说改革体制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
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
诱因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
们声嘶力竭地呼吁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就有较有可能离开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官员的出路。
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Added on Date: 10:50:24 11/20/98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20, 1998 at 12:56:46
标题: 答书生
回应: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海禁。都是这样的例子。试想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验，而几百年来日本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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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书生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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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这些通过拦死仕途而成功的例子，
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人都 是自私的，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 什么诱因使他们进行这油水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
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将他们拉离这获利多多的官场呢？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进行这项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就是说，
你想进行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会
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阻力。说说改革体制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
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
诱因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
们声嘶力竭地呼吁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就有较有可能离开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官员的出路。
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1。官本位确实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潜力的发挥起阻碍
作用。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措施，仍然是由自上
而下设想、设计和推行，以中央指令透过官僚体制
来完成现代社会的任务。
2。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既民主、法治，由公民通过自由自发组织起来，自
觉参政议政，关心自己身边事务及国家大事的那么
一种社会。所以，我觉得，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还有权
而且应该自发地从自己利益和视角出发，以公民
和公民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政府管辖下的臣民的
身份关心身边的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治安、教
育、人权等等。
3。我不觉得应该拦死仕途，关键在于改变官本位
体制，使从政只不过是一种事业选择、生活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从政，也可以治学，也可以经商，
也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甚至去做隐士，大家各
得其所，不必以居官为容，不作官的并不是作官的
子民。总之，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自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下，经商和经商中体现的务实和自我
权利保护的精神，都会得到发扬。
4。关于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心态，还是反之的问题。
我不敢做哲学判断，因此更愿意从鸡蛋相生的角度
考虑。在多数人还没有接受新的心态时，少数
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加以推动，这时候保守力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制衡，渐渐的，新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习惯就会渐渐成势力了，当然这也与旁观所
说的社会发展有关。但是我不同意说“大家只要埋头
挣钱，不要挑动思想意识问题，到时水到渠成”的说法。
原则上（而不是具体动态变化过程中）讲，二者即使
不是齐头并进，也是互相带动，相辅相成的。
Added on Date: 10:50:24 11/20/98
回应帖 1
姓名: 旁观
日期: November 20, 1998 at 12:56:46
标题: 答书生
回应: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海禁。都是这样的例子。试想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验，而几百年来日本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变质的五四精神--由新闻：中共-宣传「五四」压倒「六四」想到
内容: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内容: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再答书生：有些误会。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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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那些通过拦死仕途而使中国人成功的例子
(遗憾，我还没有见到哪怕是一个的例外)，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千头万絮，
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现代化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
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都是自私的，
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什么诱因使他们离开这特权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让他们离开？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做出这种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
就是说,你想进行的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说说改革体制
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诱因
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
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们声嘶力竭地呼吁
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才有较有可能离开不能制造财富和税收的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
官员的出路。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明清的海禁。都是这样一个例子。试想
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历，而几百年来日本
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
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10:27:16
标题: 官本位：简回旁观
回应:
同意老兄帖中的很多分析。
清末科举制度就成为阻碍现代人才队伍发展的一大
原因。除了科举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切实际外，由于
人们都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此
新式人才以及其他社会精英的来源受到影响。
当今官本位带来的害处甚大，也甚多。
不过，猪头书生以为，推动社会活力和多元化，提高包括
商业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尊严、地位和权利，不在于拦阻
仕途，而在于体制上的改革和心态上的调整。要打破官
本位，发展公民社会，提高和保障个人权利，等等。
当官高人一等，好处多多，而且官只对更大的官负责，
对老百姓则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父母官与子民
的关系，若如此，人人自要削尖了脑袋当官，而且要
当出官样，享受官福。
这时不让人当官是不可能的，当官难，反而更抬高
当官地位，使人觉得奇货可居，而一旦当上官，这
人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即使要鼓励经商，也不是靠不许作官，而是
要提高商人（和任何民众）的地位，保障他们的权利，
而缩小当官的权力，让当大官的是由民众选举、被民众
雇佣、对民众负责的领袖和调节人，让小官称为一般职
业的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机关中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就
是公仆而已。
这里有体制问题，也就是政治民主化，也有观念问题，
包括个人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推广。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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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话并没有说完。我举的那些通过拦死仕途而使中国人成功的例子
(遗憾，我还没有见到哪怕是一个的例外)，无非想指出中国文化千头万絮，
最需调整的部分是“重农轻商的观念”和官本位意识。
没错，如您所说商业的开放以及推广重
视商业的心态，只是现代化其中的一部分可我觉得，
改变既有的官本位心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都是自私的，
在官本位体制下如何能使吃皇粮的各级官僚
自动离开官场？你有什么诱因使他们离开这特权多多
的行业呢？在目前做官比不做官享有更多好处时，你又如何让他们离开？
一句话，他们是不会自动做出这种使自己失去许多特权的选择的。也
就是说,你想进行的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说说改革体制
是容易的，可人们较少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如何制造诱因
使既得利益者成为改制的
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在过去，当改革的“先知”们声嘶力竭地呼吁
改革的必须，却没有给出使既得利益者的出路，一味把他们当成
了“绊脚石”。这就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强大而顽固的
反对者。 也就难怪改革是多么的步履维艰了。
我对重商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解官本位体制的
诱因。由于在商业领域人们所得的回报比之在政府机关
来得大。人们在选择职业时才有较有可能离开不能制造财富和税收的政府
部门，另外，发达的民间企业就能充当臃肿的官僚机构减员时的剩余
官员的出路。这为改革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
人们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士的观念熏陶下，作官一
直是中国人最大和最终的人生目标。官府对商业的政策
一直是压抑的。明清的海禁。都是这样一个例子。试想
一下，甲午海战中中国的惨败，何尝不是
因为清朝的海禁使得中国人没有了海洋作战的经历，而几百年来日本
人的海盗行为他们积累了不少海战的经验。纵使满清的兵舰比之日方
火炮猛烈，由于海战经验不足，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回应帖 1
姓名: 书生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10:27:16
标题: 官本位：简回旁观
回应:
同意老兄帖中的很多分析。
清末科举制度就成为阻碍现代人才队伍发展的一大
原因。除了科举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切实际外，由于
人们都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因此
新式人才以及其他社会精英的来源受到影响。
当今官本位带来的害处甚大，也甚多。
不过，猪头书生以为，推动社会活力和多元化，提高包括
商业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尊严、地位和权利，不在于拦阻
仕途，而在于体制上的改革和心态上的调整。要打破官
本位，发展公民社会，提高和保障个人权利，等等。
当官高人一等，好处多多，而且官只对更大的官负责，
对老百姓则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父母官与子民
的关系，若如此，人人自要削尖了脑袋当官，而且要
当出官样，享受官福。
这时不让人当官是不可能的，当官难，反而更抬高
当官地位，使人觉得奇货可居，而一旦当上官，这
人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即使要鼓励经商，也不是靠不许作官，而是
要提高商人（和任何民众）的地位，保障他们的权利，
而缩小当官的权力，让当大官的是由民众选举、被民众
雇佣、对民众负责的领袖和调节人，让小官称为一般职
业的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机关中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就
是公仆而已。
这里有体制问题，也就是政治民主化，也有观念问题，
包括个人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推广。
平等的权利和不平等的权力
内容:
回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08,
1998 06:52:20:
您说得不错，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我完全赞同权利平等
的说法。
可在现实中，并不等于我们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都一样。
实际上就这种能力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权力”：行使权利的能力。
这种现实上的权力又是与我们每个人或团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和政治)
的多寡密切相关。雇员和老板在权利上虽然是平等的，可作为雇员，
他(她)还得受掌握较多资源的老板的各种指使，
他在工作地点就是老板行使权力的对象。穷人和富人在法庭上打官司，同样的案例，
富人胜诉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他能聘请更好的律师，或者能通过各种关系
打通关节，一句话，他的资源较穷者丰富。
当社会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越多，所行使权利的能力和机会相对
就越均等。当社会资源相对集中在某个政治集体和个人时，就比较容易产生滥用权力
的现象。所以我比较强调社会资源的分散化，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太多资源
集中在政府机构的国家里。当然啦，有些基本的权利，如投票权，法律诉讼的被辩护权等等是需要国家
机器来强制保护的，以使拥有较少资源的社会成员也都拥有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
这是保护弱者权利的方法。
回应帖 1
姓名: 嘉星故人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22:17:41
标题: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回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您的文字中所表达出来的平等的概念，其实指的是一种基于社会
地位的“尊卑意识”，您所指的“平等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随
社会进步而变更的等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的描述是有道
理的。
但从我们一般所推崇、所向往的那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理
念上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我所认知的是平等是一种有
关权利的概念，平等所描述的是“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这些
权利是以宪法及法律条文的形式赋予，并得到国家机器的充分保障，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使他／她的这些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
转让、禁止别人行使这些权利（司法机关的判决除外），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这些权利都是一样、一致的，并不会出现有些人的这些权
利多一些、而另一些人的这些权利少一点的情况，你有言论自由，
我也有与你同样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各种现存社会制度下都是存在
的，只是方式不一样，有些社会制度下，以所掌握权势的大小来厘
定，有些社会制度下，则以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寡来确定。基于社会
地位的不平等，源于这个社会中每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个人特性的差
异，每个人的个性的差异，则源于其所处、所生长的家庭、社会、
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
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不能威
胁到各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一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被国家确定，
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贫富悬殊、“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少，每个
人所拥有的个人权利都是一致的。
一个文明社会，只要意识到了这种个人权利的存在，就应该把这种
权利正确的赋予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合法公民，而不应该以种种籍
口拒绝落实这些权利。
一旦人类认识到这些权利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平等权利，就
应该尊重、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不被剥夺，就如地球上的所有国
家和地区都不拒绝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除非某些地区／国家
的统治阶层为了不放弃其原本所拥有的比较其它阶层更多的并非平
等、公平的权利（特权）而拒绝落实这些平等权利，以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性来拒绝这些平等权利如上所论，只可能是一种籍口，
这种拒绝，是违背人类的天性、违背人类的公义的，这种拒绝，更
多的出现在专制或独裁的国家和地区中。
只要您认同，一个合法公民都拥有基本的个人权利，那么，这种权
利，就应该是平等的。
内容:
回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08,
1998 06:52:20:
您说得不错，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我完全赞同权利平等
的说法。
可在现实中，并不等于我们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都一样。
实际上就这种能力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权力”：行使权利的能力。
这种现实上的权力又是与我们每个人或团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和政治)
的多寡密切相关。雇员和老板在权利上虽然是平等的，可作为雇员，
他(她)还得受掌握较多资源的老板的各种指使，
他在工作地点就是老板行使权力的对象。穷人和富人在法庭上打官司，同样的案例，
富人胜诉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因为他能聘请更好的律师，或者能通过各种关系
打通关节，一句话，他的资源较穷者丰富。
当社会资源分布得越分散，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越多，所行使权利的能力和机会相对
就越均等。当社会资源相对集中在某个政治集体和个人时，就比较容易产生滥用权力
的现象。所以我比较强调社会资源的分散化，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太多资源
集中在政府机构的国家里。当然啦，有些基本的权利，如投票权，法律诉讼的被辩护权等等是需要国家
机器来强制保护的，以使拥有较少资源的社会成员也都拥有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
这是保护弱者权利的方法。
回应帖 1
姓名: 嘉星故人
日期: November 22, 1998 at 22:17:41
标题: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回应:
致旁观：基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
由您的文字中所表达出来的平等的概念，其实指的是一种基于社会
地位的“尊卑意识”，您所指的“平等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随
社会进步而变更的等级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的描述是有道
理的。
但从我们一般所推崇、所向往的那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理
念上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我所认知的是平等是一种有
关权利的概念，平等所描述的是“一切人生而拥有的各种权利，包
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随一个人的社
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这些
权利是以宪法及法律条文的形式赋予，并得到国家机器的充分保障，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使他／她的这些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
转让、禁止别人行使这些权利（司法机关的判决除外），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这些权利都是一样、一致的，并不会出现有些人的这些权
利多一些、而另一些人的这些权利少一点的情况，你有言论自由，
我也有与你同样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各种现存社会制度下都是存在
的，只是方式不一样，有些社会制度下，以所掌握权势的大小来厘
定，有些社会制度下，则以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寡来确定。基于社会
地位的不平等，源于这个社会中每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个人特性的差
异，每个人的个性的差异，则源于其所处、所生长的家庭、社会、
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
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国家中，基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不能威
胁到各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一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被国家确定，
那么这个国家不管其贫富悬殊、“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少，每个
人所拥有的个人权利都是一致的。
一个文明社会，只要意识到了这种个人权利的存在，就应该把这种
权利正确的赋予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合法公民，而不应该以种种籍
口拒绝落实这些权利。
一旦人类认识到这些权利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平等权利，就
应该尊重、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不被剥夺，就如地球上的所有国
家和地区都不拒绝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除非某些地区／国家
的统治阶层为了不放弃其原本所拥有的比较其它阶层更多的并非平
等、公平的权利（特权）而拒绝落实这些平等权利，以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性来拒绝这些平等权利如上所论，只可能是一种籍口，
这种拒绝，是违背人类的天性、违背人类的公义的，这种拒绝，更
多的出现在专制或独裁的国家和地区中。
只要您认同，一个合法公民都拥有基本的个人权利，那么，这种权
利，就应该是平等的。
如果撇开自己对某个制度偏好的情感因素，我想
才容易得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和您一样，我自己本身对民主制度是有所偏好的，
也希望中国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我更注重的是
事实,靠情感因素和偏好我想是不够的。日本的明
治维新显然不是政治制度的西方
民主化。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下进行的。南韩87年以前也是不择不扣的
一党专政。新加坡不用说也是“独裁”的。
拿香港来说，它一直是少数英国人统治多数中国人
的“英式独裁”，不过它是有相当自由的(这里的自由
是指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涉，不是参政的“自由”
，有时间的话可以续谈)。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了
民主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肯定
地认为，一定有别的非民主制度的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
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同是“独裁”的我们
为什么只是在近期才有了如亚洲四小龙二三十年前经济起
飞的模样？即便是在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才容易得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和您一样，我自己本身对民主制度是有所偏好的，
也希望中国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我更注重的是
事实,靠情感因素和偏好我想是不够的。日本的明
治维新显然不是政治制度的西方
民主化。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下进行的。南韩87年以前也是不择不扣的
一党专政。新加坡不用说也是“独裁”的。
拿香港来说，它一直是少数英国人统治多数中国人
的“英式独裁”，不过它是有相当自由的(这里的自由
是指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涉，不是参政的“自由”
，有时间的话可以续谈)。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了
民主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肯定
地认为，一定有别的非民主制度的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
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同是“独裁”的我们
为什么只是在近期才有了如亚洲四小龙二三十年前经济起
飞的模样？即便是在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公道兄：
在下对你的新解共产主义思虑再三，回想起自己
在基督徒“威胁利诱”之下的“受教”经过，不胜唏嘘。
对啊，对信仰的解读，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如果达到了自己修心养性的目的，“信”什么都无可厚非。
任何东西变成了教条，都会走上歧途，贻害众生。如果您的目的
在于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重建，也就是道德规范，价值观的
重塑，我没什么可说的。对于受“多年共产党教育”而对当今
的“物欲横流”充满疏离感的一部分人，共产主义的“怀旧情怀”
确实能起一种心理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如能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一
个政教分离的理论先导,也功德无量了。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
为了延缓共产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
理论依据。我的看法是: 对中国将来任何执政党，不管它们采用
何种意识形态，政教分离的原则，都非常有意义。
政教分离确是欧美强国的基础，这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得于摆脱意识形态
束缚，展现灵活性的根本。中国过去，特别是老毛当政的年代饱尝
政教不分的恶果，您能从这个角度思考，确实很有创见。
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
也来个新解如何？
其实您的新解，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模糊解”。摘去“共产主义”
那过分教条的外衣，没有人怀疑它的必要性。可要是共产党内真的出现了
“马丁。路德”，在这信仰繁多的现世里，人们很可能会弃之而
选择别的什么“教”。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中世纪单一宗教的欧州
大不相同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模糊化，共产党现时在行动上正是那么做的
，只是口头上不好意思挑明罢了。君不见几年前，有人便以“马克思曾经炒
股”来论证中国股票市场的正当性吗？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如对孔孟之道
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过分
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
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
患不均”，我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由于
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的八九动乱。
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
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
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和主要意识形态。
小弟学工出身，社会学确实谈不出什么“深度”。胡侃一通，见笑了。
回应帖 1
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6:23
标题: Re:共产主义新解 -回公道
回应:
无论观点如何，确实写得很有道理。
旁观兄：
看来咱们的共同点和共识点多于分歧点，绝大多数观点是相互理解
而且颇具同感的。老兄作为学工的，真让俺这位学文的脸红不已。
共识点咱就省去不谈了，在此仅就某些疑问点作些澄清。
一、您一方面说，“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延缓共产
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
面您又有疑问：“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
既然这种做法是“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官方
有什么理由拒不采纳呢？可见，您本人对前者命题就是不确定的，
您并不相信那种作法完全是为了继续维护“独裁”。单凭这一点，
咱们就找到了共同的立足点。这里只想补充两点：
1) 从“太极”或“柔道”的原理来看，借用对手的力量反制对手才
能达到最大的合力效果。这里，对手不应当是中共，因为任何政党
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大同小异，在同样的体制下都会按体制规律运
转的。以政党为对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的“对手”应当是体
制，也就是中共也在设法改革的体制。如何推动政治体制从一元向
多元过渡？民间信仰体系的多元化则是推动这种体制多元化的基础。
而提倡民间新解“共产主义”作为重建社会道德基础的先导，则是
借助体制力量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产生的合力是其他任何对抗性力
量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点，会太极和柔道的网友一点就通。
2) 民间自发的信仰自由是不能靠“官方”恩赐的，就象“旁人”兄
所言。之所以推荐“共产主义”，就已经考虑到了“借力”的因素。
但愿象杨耕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其他有识之士能够主动承
担一点重建社会精神的义务。
二、“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也来个新解如何？”
当然可以，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以“政(权)”“(社)教”的分离为先
导，必然会带动一次多元化的文化复兴。期间，各种流派的自由竞
争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当前形势下的“借力”效应。
您说：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
》》如对孔孟之道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
》》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1) 不必以政党为“对手”，道理上面已讲过：同样体制下的任何政党都
会按体制规律办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关键是着眼于改造“体制”。
2) 任何“主义”或“学说”都可“新解”，殊途同归，上面也已讲过，
唯“借力”效应不同。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聚，不应当是排它的；您若有排它感，
那还是自己的修练问题，而不是中华文化的问题。本人一向认为，任何
信仰体系，悟性是相通的。“旁人”虽信佛，但却能理解共产主义信徒
的体验，就与他本人的悟性有关。如果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已包容了中华
文化的精髓，或已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而孔孟信徒却觉得容不下这种本
土化的有“借力”效应的信仰体系，那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反正绝对
不是孔孟学说本身的问题。
三、“道德”与“法制”
您说：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
》》这种观念的过分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
》》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
》》“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
》》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
》》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
》》的八九动乱。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
》》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讲得有道理。这也是国内舆论界，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许多
“党的喉舌”一度非常热衷的理论。几年前甚至发展到公然在党报
上为“投机倒把”正名的地步。在此，先探讨以下
俺觉得，这里要分清两层关系：“自然”与“教养”(即所谓nature
vs nurture) 以及“法制”与“道德”。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保护
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不必宣传教育，只要“法律”
有所规范，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社会正义与道德精神的建树则
是百年“教养”的结晶，如果稍有松懈，顷刻土崩瓦解。所谓的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咱们“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确实是对“自然天性”的一种
扭曲，它限制了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现在恢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需要解放“自然天性”，但是也不能走向极端，造成百年树成的社会
道德精神的山崩地裂。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讲道义就必然限制自然天性，而释放自然天
性就必然导致社会信仰危及呢？
“法”与“道德”不分；其根本是“政权”与“社教”不分。当“政
权”推行的“道德教育”限制“人性”之罪恶面时，其所定之“法”
必然跟进，一统就死；当“政权”推行“法制”，解放“自然天性”
时，由其主导的“社会道德教育”也只能随其打转，或大乱阵脚，一
放就乱。文革前后的病因是一样的：“政权”未能卸下“社教”的包
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此，需要尊重的私有财产观念和需要解放的“天然人性”是属于需
要“法律规范”的东西，一经得到法律保护，无需宣教，人们自然会
争先恐后的。而“行善如登”的道德精神建设则是不可松懈，需要大
力宣传教育才能得到巩固的。要做到“法制”与“道德”的相辅相成，
“政权”要管好“法制”建设，而把“社教”权下放社会，方能做到
“阴阳调和”。
最后，您说，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
》》多元化的表现。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
》》和主要意识形态。
您的担心和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俺曾篡改了毛泽东的一句语录：思想
文化战线，一种信仰不去占领，另一种信仰必然会去占领。
信仰本身无所谓“优”“劣”，全在“人”的素质。如果有人非议耶
稣，而立即站出一位骂手用最脏的措辞痛骂非议者，那是增强还是损
害了“耶稣”的信誉？全看由谁去捍卫某种信仰体系了。所以俺才呼
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良心”。可怜的无产者，难道
他们只能指望这种“社会良心”了么？
谢谢您的兴趣和深入探讨的精神！你我算“稀有物种”类了吧？
哈哈哈。。。。。
晚安！
回应帖 2
姓名: tryst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7:40
标题: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回应: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我觉得不大. 一般人都想有个精神寄托. 基督教有耶苏,
伊斯兰教有穆圣, 实际上这是人的一种需要.
就是一神教为什么生命力为什么强于多神教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今除佛教外, 多神教基本已灭亡.
佛教能延续, 很大原因是很象一神教, 有释尊.
作为唯一精神寄托的耶苏等, 都具有道德完美无缺,
永生等特质. 这是宗教作为信仰相对于共产主义最
有利的一点.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并不能消除
对精神寄托的需求, 然而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找不到.
即使认为马克思道德完美无缺,
他并不能永生. 因此人民只能在现世中的人中找.
一个最自然也必然的结果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如此. 政教合一乃必然.
然而, 人不是神, 没有人能完美缺.
普便的结果是神话破灭, 人民感到
受了愚弄, 导致信仰的崩溃.
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的先天和致命缺陷.
历史上, 优胜劣汰存下来的信仰只有四
大宗教. 要相共产主义信仰传千年是极困难的,
几乎不可能.
共产主义另一重大缺陷是他所追求的完全大公无私.
人既非完全无私, 也非完全自私. 信仰也要适应这个特点.
所有四大宗教一方面教导人友爱,无私,
另一方面许诺巨大的报酬, 如三个一
神教许诺好人死后上天堂, 佛教让人成佛.
而共产主义这方面的缺乏将会动摇人的信仰.
特别是一部分人在拼命谋私利时. 别的信仰的人会想,
他们死后会下地狱, 从而心理平衡. 信共产主义的人会怀疑
自己的信仰. 这跟人造神的破灭一样是对信仰的致命打击.
而宗教的致命处在于神的存在性问题.
不过现有宗教对此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按神的一般定义, 我们实际上无法
证明其存在与否的. 神又是完美的, 让其存在至少比"人神"好得
多.
个人浅见, 欢迎批判.
回应帖 3
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8:49
标题: Re: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回应:
考题
思考题
一、“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提示：教宗如何定义“神”；大主教、主教、牧师如何定义“神”；
神学家如何定义“神”；宗教哲学家如何定义“神”；一般信徒心
目中的“神”又是什么样的？无神论者如何定义“神”？
二、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
提示：你所说的“神”与“人”之意义何在？
三、“信仰”与“偶像崇拜”是什么关系？
提示：佛教认为本身不搞“偶像崇拜”，与其说是一种“神学”意
义上的“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逻辑缜密的“哲学”；而天主、基
督教则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才是最理性的，耶稣不是偶像，是三位
一体之神的一部分，只有其他宗教才把创始人当偶像崇拜；犹太教、
伊斯兰教更声称他们从来不把任何“人”(包括“耶稣”)放在与“神”
同等的位置上加以供奉。那么事实上你提及的“偶像崇拜”又可能
是存在的。这就引出了另一思考题：
四、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有多少层次？
提示：在与神学家的接触中发现，理性深度对“神”的觉悟多半儿
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境界，基本类似佛教徒开悟的“无我”境界。那
么“偶像崇拜”属于哪个层次？其功能是什么？
五、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劳动人民的逐步知识化，信仰体系应该
如何跟上时代步伐，为素质日益提高的人口提供精神食粮？
提示：综观各种信仰体系发展史，趋势如何？印度教、佛教(小乘、
大乘)；犹太教、佛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新教，直到
最近的“科学教”(Church of Scientology)，从信众人口、平民化程
度来看，能摸索出什么规律？难道共产主义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吗？
它的发生、发展、兴旺，直到现在的低谷，究竟是信仰本身的问题
造成的，还是解读权威的腐败和“政教”不分的制度造成的暂时现
象？连天主教这样的古老信仰都有兴旺、衰落和复兴的周期，难道
更平民化、更平等的共产主义信仰就真的会毫无复兴的机会？
如果能先回答以上问题，讨论便会稍有意义。
在下对你的新解共产主义思虑再三，回想起自己
在基督徒“威胁利诱”之下的“受教”经过，不胜唏嘘。
对啊，对信仰的解读，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可如果达到了自己修心养性的目的，“信”什么都无可厚非。
任何东西变成了教条，都会走上歧途，贻害众生。如果您的目的
在于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重建，也就是道德规范，价值观的
重塑，我没什么可说的。对于受“多年共产党教育”而对当今
的“物欲横流”充满疏离感的一部分人，共产主义的“怀旧情怀”
确实能起一种心理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如能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一
个政教分离的理论先导,也功德无量了。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
为了延缓共产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
理论依据。我的看法是: 对中国将来任何执政党，不管它们采用
何种意识形态，政教分离的原则，都非常有意义。
政教分离确是欧美强国的基础，这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得于摆脱意识形态
束缚，展现灵活性的根本。中国过去，特别是老毛当政的年代饱尝
政教不分的恶果，您能从这个角度思考，确实很有创见。
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
也来个新解如何？
其实您的新解，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模糊解”。摘去“共产主义”
那过分教条的外衣，没有人怀疑它的必要性。可要是共产党内真的出现了
“马丁。路德”，在这信仰繁多的现世里，人们很可能会弃之而
选择别的什么“教”。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中世纪单一宗教的欧州
大不相同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模糊化，共产党现时在行动上正是那么做的
，只是口头上不好意思挑明罢了。君不见几年前，有人便以“马克思曾经炒
股”来论证中国股票市场的正当性吗？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如对孔孟之道
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过分
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
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
患不均”，我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由于
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的八九动乱。
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
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
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和主要意识形态。
小弟学工出身，社会学确实谈不出什么“深度”。胡侃一通，见笑了。
回应帖 1
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6:23
标题: Re:共产主义新解 -回公道
回应:
无论观点如何，确实写得很有道理。
旁观兄：
看来咱们的共同点和共识点多于分歧点，绝大多数观点是相互理解
而且颇具同感的。老兄作为学工的，真让俺这位学文的脸红不已。
共识点咱就省去不谈了，在此仅就某些疑问点作些澄清。
一、您一方面说，“可有人要说了，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延缓共产
党的“统治”，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另一方
面您又有疑问：“这种新解，官方采纳的可能性如何呢？”
既然这种做法是“为共产党的“继续独裁”寻找理论依据。”官方
有什么理由拒不采纳呢？可见，您本人对前者命题就是不确定的，
您并不相信那种作法完全是为了继续维护“独裁”。单凭这一点，
咱们就找到了共同的立足点。这里只想补充两点：
1) 从“太极”或“柔道”的原理来看，借用对手的力量反制对手才
能达到最大的合力效果。这里，对手不应当是中共，因为任何政党
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大同小异，在同样的体制下都会按体制规律运
转的。以政党为对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里的“对手”应当是体
制，也就是中共也在设法改革的体制。如何推动政治体制从一元向
多元过渡？民间信仰体系的多元化则是推动这种体制多元化的基础。
而提倡民间新解“共产主义”作为重建社会道德基础的先导，则是
借助体制力量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产生的合力是其他任何对抗性力
量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一点，会太极和柔道的网友一点就通。
2) 民间自发的信仰自由是不能靠“官方”恩赐的，就象“旁人”兄
所言。之所以推荐“共产主义”，就已经考虑到了“借力”的因素。
但愿象杨耕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其他有识之士能够主动承
担一点重建社会精神的义务。
二、“我们对国人熟知的国学-孔孟之道也来个新解如何？”
当然可以，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以“政(权)”“(社)教”的分离为先
导，必然会带动一次多元化的文化复兴。期间，各种流派的自由竞
争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当前形势下的“借力”效应。
您说：
》》在下由于对共产党信任不足，所以觉得对共产主义新解，还不
》》如对孔孟之道新解来得有效。毕竟它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历史渊源，
》》远较共产主义来得
》》深远得多。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轻商与厌商”，不也能对现世提供
》》许多有益的参考吗。
1) 不必以政党为“对手”，道理上面已讲过：同样体制下的任何政党都
会按体制规律办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关键是着眼于改造“体制”。
2) 任何“主义”或“学说”都可“新解”，殊途同归，上面也已讲过，
唯“借力”效应不同。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聚，不应当是排它的；您若有排它感，
那还是自己的修练问题，而不是中华文化的问题。本人一向认为，任何
信仰体系，悟性是相通的。“旁人”虽信佛，但却能理解共产主义信徒
的体验，就与他本人的悟性有关。如果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已包容了中华
文化的精髓，或已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而孔孟信徒却觉得容不下这种本
土化的有“借力”效应的信仰体系，那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反正绝对
不是孔孟学说本身的问题。
三、“道德”与“法制”
您说：
》》我觉得中国所欠缺的，并不是财富均等的观念。过去正是由于
》》这种观念的过分追求，才使得中国人有了掠夺私有财产将其充
》》公的理由。由于民众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共产党才得以靠
》》“杀富济贫”取得政权。正是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
》》们才会有那以“反资本主义，反腐败”为诉求的文革。也正是
》》由于这“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才有那“反倒爷(官与私)”
》》的八九动乱。中国人所欠缺的,在下看来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动乱都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而是
》》发生在分配不均的时期。
讲得有道理。这也是国内舆论界，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许多
“党的喉舌”一度非常热衷的理论。几年前甚至发展到公然在党报
上为“投机倒把”正名的地步。在此，先探讨以下
俺觉得，这里要分清两层关系：“自然”与“教养”(即所谓nature
vs nurture) 以及“法制”与“道德”。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保护
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不必宣传教育，只要“法律”
有所规范，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社会正义与道德精神的建树则
是百年“教养”的结晶，如果稍有松懈，顷刻土崩瓦解。所谓的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咱们“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确实是对“自然天性”的一种
扭曲，它限制了人的生产力和创造性。现在恢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
需要解放“自然天性”，但是也不能走向极端，造成百年树成的社会
道德精神的山崩地裂。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讲道义就必然限制自然天性，而释放自然天
性就必然导致社会信仰危及呢？
“法”与“道德”不分；其根本是“政权”与“社教”不分。当“政
权”推行的“道德教育”限制“人性”之罪恶面时，其所定之“法”
必然跟进，一统就死；当“政权”推行“法制”，解放“自然天性”
时，由其主导的“社会道德教育”也只能随其打转，或大乱阵脚，一
放就乱。文革前后的病因是一样的：“政权”未能卸下“社教”的包
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此，需要尊重的私有财产观念和需要解放的“天然人性”是属于需
要“法律规范”的东西，一经得到法律保护，无需宣教，人们自然会
争先恐后的。而“行善如登”的道德精神建设则是不可松懈，需要大
力宣传教育才能得到巩固的。要做到“法制”与“道德”的相辅相成，
“政权”要管好“法制”建设，而把“社教”权下放社会，方能做到
“阴阳调和”。
最后，您说，
》》社会的低下层确实需要人们的关注。你可选择为你的“劳苦大众”
》》呼唤“平等”。也会有人为“新富阶层”明火执杖，这恰是社会
》》多元化的表现。但我怀疑“共产主义”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
》》和主要意识形态。
您的担心和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俺曾篡改了毛泽东的一句语录：思想
文化战线，一种信仰不去占领，另一种信仰必然会去占领。
信仰本身无所谓“优”“劣”，全在“人”的素质。如果有人非议耶
稣，而立即站出一位骂手用最脏的措辞痛骂非议者，那是增强还是损
害了“耶稣”的信誉？全看由谁去捍卫某种信仰体系了。所以俺才呼
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良心”。可怜的无产者，难道
他们只能指望这种“社会良心”了么？
谢谢您的兴趣和深入探讨的精神！你我算“稀有物种”类了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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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tryst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7:40
标题: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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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我觉得不大. 一般人都想有个精神寄托. 基督教有耶苏,
伊斯兰教有穆圣, 实际上这是人的一种需要.
就是一神教为什么生命力为什么强于多神教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今除佛教外, 多神教基本已灭亡.
佛教能延续, 很大原因是很象一神教, 有释尊.
作为唯一精神寄托的耶苏等, 都具有道德完美无缺,
永生等特质. 这是宗教作为信仰相对于共产主义最
有利的一点.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并不能消除
对精神寄托的需求, 然而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找不到.
即使认为马克思道德完美无缺,
他并不能永生. 因此人民只能在现世中的人中找.
一个最自然也必然的结果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如此. 政教合一乃必然.
然而, 人不是神, 没有人能完美缺.
普便的结果是神话破灭, 人民感到
受了愚弄, 导致信仰的崩溃.
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的先天和致命缺陷.
历史上, 优胜劣汰存下来的信仰只有四
大宗教. 要相共产主义信仰传千年是极困难的,
几乎不可能.
共产主义另一重大缺陷是他所追求的完全大公无私.
人既非完全无私, 也非完全自私. 信仰也要适应这个特点.
所有四大宗教一方面教导人友爱,无私,
另一方面许诺巨大的报酬, 如三个一
神教许诺好人死后上天堂, 佛教让人成佛.
而共产主义这方面的缺乏将会动摇人的信仰.
特别是一部分人在拼命谋私利时. 别的信仰的人会想,
他们死后会下地狱, 从而心理平衡. 信共产主义的人会怀疑
自己的信仰. 这跟人造神的破灭一样是对信仰的致命打击.
而宗教的致命处在于神的存在性问题.
不过现有宗教对此都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并且按神的一般定义, 我们实际上无法
证明其存在与否的. 神又是完美的, 让其存在至少比"人神"好得
多.
个人浅见, 欢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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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道
日期: December 06, 1998 at 20:08:49
标题: Re: 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
回应:
考题
思考题
一、“神”是什么？“人”是什么？
提示：教宗如何定义“神”；大主教、主教、牧师如何定义“神”；
神学家如何定义“神”；宗教哲学家如何定义“神”；一般信徒心
目中的“神”又是什么样的？无神论者如何定义“神”？
二、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
提示：你所说的“神”与“人”之意义何在？
三、“信仰”与“偶像崇拜”是什么关系？
提示：佛教认为本身不搞“偶像崇拜”，与其说是一种“神学”意
义上的“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逻辑缜密的“哲学”；而天主、基
督教则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才是最理性的，耶稣不是偶像，是三位
一体之神的一部分，只有其他宗教才把创始人当偶像崇拜；犹太教、
伊斯兰教更声称他们从来不把任何“人”(包括“耶稣”)放在与“神”
同等的位置上加以供奉。那么事实上你提及的“偶像崇拜”又可能
是存在的。这就引出了另一思考题：
四、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有多少层次？
提示：在与神学家的接触中发现，理性深度对“神”的觉悟多半儿
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境界，基本类似佛教徒开悟的“无我”境界。那
么“偶像崇拜”属于哪个层次？其功能是什么？
五、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劳动人民的逐步知识化，信仰体系应该
如何跟上时代步伐，为素质日益提高的人口提供精神食粮？
提示：综观各种信仰体系发展史，趋势如何？印度教、佛教(小乘、
大乘)；犹太教、佛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新教，直到
最近的“科学教”(Church of Scientology)，从信众人口、平民化程
度来看，能摸索出什么规律？难道共产主义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吗？
它的发生、发展、兴旺，直到现在的低谷，究竟是信仰本身的问题
造成的，还是解读权威的腐败和“政教”不分的制度造成的暂时现
象？连天主教这样的古老信仰都有兴旺、衰落和复兴的周期，难道
更平民化、更平等的共产主义信仰就真的会毫无复兴的机会？
如果能先回答以上问题，讨论便会稍有意义。
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内容:
也谈谈河殇和 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是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嘛，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是
很容易变得独裁的.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便乖乖地听其使唤了.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尊重是最为缺乏的.
内容:
也谈谈河殇和 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是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嘛，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是
很容易变得独裁的.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便乖乖地听其使唤了.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种尊重是最为缺乏的.
也谈谈河殇,中国人的自由民主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 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
很容易变得独裁.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虽也不停地呼唤"自由主义",可最终敌不过生存的需要,乖乖地听
从使唤了.能像顾准那样保持气节和独立精神的人,实在太少了。
毕竟，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圣人的情怀。别人还是得养家糊口的。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不受国家机器的侵犯.
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尊重尤其匮乏.中国人潜意识里的极端平均主义
观念,便是对私有产权的严重威胁。一百多年来在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运动中,
鼓动者不段突出的是平等观念，并把它作为改弦易辙的重要依据.从太平
天国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等,人人保暖矣.”，
到本世纪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中“拔资本主义的苗”,再到八十年代
的“反倒爷”，无一不带有深深的极端平均主义的烙印。
这种形式上，结果上的“财富平等”的追求，
这自由民主是一百多年的老题目了.看这热闹劲,我也来插个嘴.
河殇十年前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震撼。
可它所表述的思想，并不是读书人愿意
，或者说能够自动付之于行动的。
先说河殇所推崇的海洋文化。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代表的开放性，是和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和读书人的轻商，厌商，反商的传统观念
有了很大冲突。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将做官
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目标的读书人就难于转过弯来。
十年前经商的人都不会忘记“倒爷”，“倒爷”称谓里所
隐喻的极端鄙视。
再说河殇里对五四的颂扬，自由和民主固然是值得奋斗的
目标。可中国读书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意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
成为国家机器里的一分子的权利。说白了点，就是说人
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这对于视“做官”为人生最大目标的
读书人来说，这个概念与自己有戚戚然哉。不错，能做官，
吃皇粮，何乐而不为呢？民主! 好东西，于是乎，人人趋之若莺.
自由呢？ 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和少受约束。初看起来，也是
不错的。人的天性嘛，有谁愿意一辈子受人指使呢？
可坏了，做官意味着要管别人，约束别人。就要对他人的自由
作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限制。于是，这就产生冲突了。由于
做官意识的根深蒂固，几千年了嘛，所以为了人人有官(国家干部)做，
有皇粮吃。各人的自由可先摆放一边。再说了，自由意味着
个人主义，意味着有限和相对无为的政府。小政府怎么能
摆放如此众多的，为民作主的“人民”呢？怎能让这些吃皇粮
的人们体会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崇高呢？所以，自由，个人主义
的思想是应该摆放一边的.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成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它是在自由贸易，中产阶级的壮大，王权的衰落，诸大思想
家的鼓吹，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条件构筑而
成。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的被弱势化。
由于自由贸易和向外的大规模殖民，远离王权中心的殖民
者们就得以不受王权和国家的过多约束，于是才有了自由
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但在近代中国，不断的外敌入侵和内乱，使得类似西方
的自由意志的生长环境并不存在。在不停的国家危机环境里，
自由意志的观念，往往得让位于集体的意识，以达成国家
整体独立自主的目标。
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滋长出来的观念。
搬到中国来，当然会受到中国社会的作用，呈现不同的色彩。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依附者。生活起居
无一不靠国家机器的扶持。一旦脱离国家机器，自己便
茫然不知所向。在国家机器的强制措施面前，知识分子
们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所以靠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政府,
很容易变得独裁.他们只要借着掌握在手里的国家机器将"知识分子"
的生存条件控制住,这些本身并无自己独立经济资源的读书人,
虽也不停地呼唤"自由主义",可最终敌不过生存的需要,乖乖地听
从使唤了.能像顾准那样保持气节和独立精神的人,实在太少了。
毕竟，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圣人的情怀。别人还是得养家糊口的。
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不受国家机器的侵犯.
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尊重尤其匮乏.中国人潜意识里的极端平均主义
观念,便是对私有产权的严重威胁。一百多年来在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运动中,
鼓动者不段突出的是平等观念，并把它作为改弦易辙的重要依据.从太平
天国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等,人人保暖矣.”，
到本世纪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中“拔资本主义的苗”,再到八十年代
的“反倒爷”，无一不带有深深的极端平均主义的烙印。
这种形式上，结果上的“财富平等”的追求，
计划生育有必要么？说说说说 一则有关人口膨胀与资源关系的赌局
内容:
计划生育有必要么？说说 一则有关人口膨胀与资源关系的赌局
两百年前(1798年)，马尔萨斯以匿名方式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
认为世界人口的增长将快于人们生存手段(特别是粮食)
的增长，因而人口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饥荒，战争和各种灾难。
对此论持异议的人士不多，人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
人口增长越快，自然资源越馈乏的论调。
在美国，悲观论者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教授Paul Ehrlich了。此君
原是蝴蝶专家，其后研究起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一九六八年他出版了深具
影响的畅销书《人口炸弹》(Polulation Bomb)。书中一开始便危言耸听：
向人类提供粮食的战斗已经过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将有几亿人俄死。至到今天，
没有什么能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云云。在其后的二百多页论述
中，充满了马尔萨斯似的悲观语调。作者因而成了环保人物的宠儿，频频上电视
电台亮相。
Paul Ehrlich大概没料到，电视观众中有人对他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被气得七窍生烟。
这位观众便是JULIAN SIMON，马里兰大学的市场学教授。SIMON 当时就认为，马尔萨斯
的东东纯粹是一堆危言耸听的鬼话，一个经不起任何经验事实推敲的理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论理不通的家伙，居然能把千千万万电视观众骗得神魂颠倒。对此，SIMON本人
充满了无力感。
在其后的几年里，Paul Ehrlich继续发了一篇又一篇的“警世危言”。
1969年，他预测1975年全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1974年
他和他同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的妻子出版了新书《富足的末日》，书中
警告八十年代将出现营养危机，有近十亿人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1985前，
全球的许多主要矿物原料将面临枯竭的命运。
这一切JULIAN SIMON看在眼里，心想；够了，我该站出来煞煞这“骗子”的威风了。
于是SIMON开始收集资料，对马尔萨斯的“弟子”们进行系统性的驳斥。
一九八零年，SIMON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资源，人口，环境：
供过于求的假坏新闻”的论文。文中他对有关环境问题人们的普遍误解作了系统
阐述。他引大量数据说明：全球的可耕地实际上在增加中。美国的环境质量也在变好。
食物和能源也没有发生短缺现象。他特别指出的是，人口的增长对生活水平
长期来看并没有负面影响。
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虽有小部分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大部分都不同意。Paul Ehrlich
夫妇和两位能源专家John Holdren and John Harte更投书指出SIMON的许多“错误”。
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电价，SIMON的数据是在下降中(扣除了通货膨胀后). SIMON 当时
挺纳闷，便打电话向那几位“专家”询问，结果是“专家”们弄错了。
可论战远没有结束。SIMON 又投书公开向Paul Ehrlich挑战。SIMON向Paul Ehrlich下了一万美元
赌注，要他挑任何五种非政府控制的原材料，如果十年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后)
上升，他便算输了。
Paul Ehrlich预测了许多年能源枯竭，见SIMON 挑起战火，正中下怀。赌就赌，于是
选中了五种他们认为价格会上升的五种金属:Chromium，铜，镍，锡，钨.用两百美元
各买一种。同时定下1990年九月二十九日。如果十年后，各金属的价格上升(扣除通货膨胀后)
SIMON 将付给Ehrlich 上升的部分。如果下降，SIMON 将得到下降的差价。
结果如何呢？
1980年到1990年，全球的人口又增加了8亿,而Ehrlich 所选中的金属价格都毫无例外地下降了。
例如锡的价格在1980是每磅$8。72，到了1990年下降到每磅$3.88。
Paul Ehrlich 九零年十月无奈地给SIMON寄去了$576。07。
内容:
计划生育有必要么？说说 一则有关人口膨胀与资源关系的赌局
两百年前(1798年)，马尔萨斯以匿名方式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
认为世界人口的增长将快于人们生存手段(特别是粮食)
的增长，因而人口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饥荒，战争和各种灾难。
对此论持异议的人士不多，人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
人口增长越快，自然资源越馈乏的论调。
在美国，悲观论者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教授Paul Ehrlich了。此君
原是蝴蝶专家，其后研究起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一九六八年他出版了深具
影响的畅销书《人口炸弹》(Polulation Bomb)。书中一开始便危言耸听：
向人类提供粮食的战斗已经过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将有几亿人俄死。至到今天，
没有什么能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云云。在其后的二百多页论述
中，充满了马尔萨斯似的悲观语调。作者因而成了环保人物的宠儿，频频上电视
电台亮相。
Paul Ehrlich大概没料到，电视观众中有人对他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被气得七窍生烟。
这位观众便是JULIAN SIMON，马里兰大学的市场学教授。SIMON 当时就认为，马尔萨斯
的东东纯粹是一堆危言耸听的鬼话，一个经不起任何经验事实推敲的理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论理不通的家伙，居然能把千千万万电视观众骗得神魂颠倒。对此，SIMON本人
充满了无力感。
在其后的几年里，Paul Ehrlich继续发了一篇又一篇的“警世危言”。
1969年，他预测1975年全世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1974年
他和他同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的妻子出版了新书《富足的末日》，书中
警告八十年代将出现营养危机，有近十亿人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1985前，
全球的许多主要矿物原料将面临枯竭的命运。
这一切JULIAN SIMON看在眼里，心想；够了，我该站出来煞煞这“骗子”的威风了。
于是SIMON开始收集资料，对马尔萨斯的“弟子”们进行系统性的驳斥。
一九八零年，SIMON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资源，人口，环境：
供过于求的假坏新闻”的论文。文中他对有关环境问题人们的普遍误解作了系统
阐述。他引大量数据说明：全球的可耕地实际上在增加中。美国的环境质量也在变好。
食物和能源也没有发生短缺现象。他特别指出的是，人口的增长对生活水平
长期来看并没有负面影响。
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虽有小部分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大部分都不同意。Paul Ehrlich
夫妇和两位能源专家John Holdren and John Harte更投书指出SIMON的许多“错误”。
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电价，SIMON的数据是在下降中(扣除了通货膨胀后). SIMON 当时
挺纳闷，便打电话向那几位“专家”询问，结果是“专家”们弄错了。
可论战远没有结束。SIMON 又投书公开向Paul Ehrlich挑战。SIMON向Paul Ehrlich下了一万美元
赌注，要他挑任何五种非政府控制的原材料，如果十年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后)
上升，他便算输了。
Paul Ehrlich预测了许多年能源枯竭，见SIMON 挑起战火，正中下怀。赌就赌，于是
选中了五种他们认为价格会上升的五种金属:Chromium，铜，镍，锡，钨.用两百美元
各买一种。同时定下1990年九月二十九日。如果十年后，各金属的价格上升(扣除通货膨胀后)
SIMON 将付给Ehrlich 上升的部分。如果下降，SIMON 将得到下降的差价。
结果如何呢？
1980年到1990年，全球的人口又增加了8亿,而Ehrlich 所选中的金属价格都毫无例外地下降了。
例如锡的价格在1980是每磅$8。72，到了1990年下降到每磅$3.88。
Paul Ehrlich 九零年十月无奈地给SIMON寄去了$576。07。
如何理解五四？
内容:
在您的眼中，五四主要代表了对民主，科学的追求。
我想这只是您的观察角度，代表了您对五四所期望
得到的理解角度，您可能认为这才是正宗的五四内涵。
可五四和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一样，都蕴含着多重含义，
各人的理解和所对其代表意义的心理上的希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更多的代表了对传统的彻底扬弃
(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当他们想起五四，立即联
想到的是打破一切旧的中国的传统礼教。而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它代表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同。提起五四，
便要中国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它的一些人则认为它
代表了反帝和民族主义。有些人则几种期望兼而有之。
不同的时期，在高喊五四口号的人们的脑子里，五四的意义
也会随着不同的现实需要呈现不同的色彩。您
认为文革其实是传统专制(封建)文化中反动一面的大暴发，
跟五四没关系，可当年的红卫兵理解的并不是五四的“民主
，科学”的一面，而是对中国旧传统全面批判的一面。
对他们来说，那才是能满足他们现实需要的五四的“正宗内涵”。
那时五四的“民主，科学”对红卫兵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需要的。
内容:
在您的眼中，五四主要代表了对民主，科学的追求。
我想这只是您的观察角度，代表了您对五四所期望
得到的理解角度，您可能认为这才是正宗的五四内涵。
可五四和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一样，都蕴含着多重含义，
各人的理解和所对其代表意义的心理上的希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更多的代表了对传统的彻底扬弃
(打倒孔家店)，也就是说，当他们想起五四，立即联
想到的是打破一切旧的中国的传统礼教。而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它代表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同。提起五四，
便要中国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它的一些人则认为它
代表了反帝和民族主义。有些人则几种期望兼而有之。
不同的时期，在高喊五四口号的人们的脑子里，五四的意义
也会随着不同的现实需要呈现不同的色彩。您
认为文革其实是传统专制(封建)文化中反动一面的大暴发，
跟五四没关系，可当年的红卫兵理解的并不是五四的“民主
，科学”的一面，而是对中国旧传统全面批判的一面。
对他们来说，那才是能满足他们现实需要的五四的“正宗内涵”。
那时五四的“民主，科学”对红卫兵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需要的。
回嘉星故人：再谈五四
看来故人兄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五四作为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多重含义。
您所偏好的五四期间喊出的“德，赛”口号，
只是人们了解的一个方面，即使对于高喊
“德，赛”口号的人们，他们是否理解
了这两个字的内涵呢？他们对实现这两个目标
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五四该怎么看，故人兄是有所偏好的。
标题: 变质的五四精神--由新闻：中共-宣传「五四」压倒「六四」想到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
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马
格而尼为首的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
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
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
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必须向大清皇
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
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
礼节的争执，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
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
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
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团来访一些
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
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的全部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
化历程，创造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
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
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
这里想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大门。他们勾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
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
方法，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
国的贸易总和。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
、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中国此时的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来辉
煌的基础上，按照她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英国的这套
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
发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
京交涉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
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
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
种政策的形成有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
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与外国一再交恶，往前再数
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的乾隆
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
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
，原则把对外通商为十二大类计定规则，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
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更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等既一无
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
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
策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规律，但问
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性自
大和盲目憎恶，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支持，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
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在所
难免。
看来故人兄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五四作为一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多重含义。
您所偏好的五四期间喊出的“德，赛”口号，
只是人们了解的一个方面，即使对于高喊
“德，赛”口号的人们，他们是否理解
了这两个字的内涵呢？他们对实现这两个目标
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五四该怎么看，故人兄是有所偏好的。
标题: 变质的五四精神--由新闻：中共-宣传「五四」压倒「六四」想到
五四俨然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图腾。青年人几乎全都认为他们一直深受
五四的恩惠，这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和情绪。
五四学运表现为慷慨激昂和不怕牺牲，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因素。
以后的学运从五四所传承下来的往往正是这极端反传统和非理性精神。
运动中，学生往往蜕化为某些政客
手中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时欲拉拢的一项政治资本。由于五四精神无限放大，
有些学生已失去原本五四无私爱国的情操，将领导学运，视为自身发展的阶梯。
五四的精神，已由政治使命感变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四的前辈们，呼吁学习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他们
西方的东西学了不少，唯一最重要的，对中国文人来说
最难适应，也是跟中国文人思想最不相称(COMPATIBLE)
的商业贸易意识却始终没有学到手。几十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传统的批判
一直没停止过，丢掉了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向传统所继承下来的千百年来的官
本位意识和轻商观念，对现代中国发展却最为有害。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说不活跃。然而他们却是失败的，不得不说
这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们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太少，他们
往往不得不与官府结合,成为其工具。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具有独
立意识的团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农业帝国，人们生活在“
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稳定的静态环境中。
一七九三年，即“大清盛世”的乾隆末年，英国派出以乔治.马
格而尼为首的正式外交代表团访问北京。当时的“圣贤明君”乾隆皇
帝和以和坤为代表的各级大臣，竟演出了一场按部就班，接待“藩邦
朝贡”的历史闹剧。将这个前驻彼得堡公使、加勒比地区总督，不可
一世的大英帝国正式外交代表，当成朝贺的“使臣”，必须向大清皇
帝下跪磕头，才能被乾隆接见，结果为同样傲慢的马氏拒绝，大清则
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就这样，仅仅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一个见面
礼节的争执，微小的“面子”问题，竟使一场耗资数万，历时几月、
漂洋过海的国际外交泡汤！使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正常
的外交关系，反而为以后的战争埋下祸根。马氏则带著对这个老旧帝
国的偏见，和认为她早已腐朽得不堪一击的定论回国。随团来访一些
军事专家搜集了各方情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派出两三艘小型
战舰，不消两月功夫就可把中国沿海的全部海军全部摧毁。
文化差异：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和西欧已突破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缓慢发展的进
化历程，创造著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
扩张阶段。为销售大量的工业生产所制造的产品，他们急于在全世界
寻找市场。英国人凭藉契而不舍的商业精神，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
这里想尽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大门。他们勾通郑成功；行贿收买大清
官员；南走澳门、广州，北上宁波、福州、厦门。这样用尽各种试验
方法，到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已超过所有西欧各国在中
国的贸易总和。这种商业进取精神带动英国从工业、贸易到社会制度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
、法制化的“通商制度”，而中国此时的社会发展依然停留在原来辉
煌的基础上，按照她自己的农业文明习俗我行我素，这使英国的这套
制度在这里遇到麻烦，或根本吃不开。为寻求这种商业关系的巩固、
发展和改良，英国急欲向中国交涉。在乾隆末年派遣的马夏而尼向北
京交涉失败后，清朝嘉庆年间，英国又派遣一个正式外交代表团向北
京交涉，结果又告失败。
中国自始至终把外国正式的外交使节和贸易代表，置于地方行商
官员和广州海关的管理之下，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外交歧视政策。这
种政策的形成有著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深沉背景和因袭文化情结，而
不仅仅始于晚清“昏庸无道”的皇室，才与外国一再交恶，往前再数
几百年亦是如此。据《清代通史》第一卷记载，早在清朝鼎盛的乾隆
二十五年，即一七六零年，大清重臣李侍尧就上书乾隆皇帝，奏请实
行《防夷五事》，此后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歧视性“对外贸易”政策
，原则把对外通商为十二大类计定规则，这些原则有的属于主权国
家必不可少的正当权益，更多的则是对国际外交、贸易规则等既一无
所知，又蛮横霸道的非份要求，突显出一个由武人集团和愚腐儒者组
成农业帝国王室的封建落后。本来在国际交往中，选择不同的对外政
策无可厚非，贸易弱国对强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也是国际规律，但问
题在于，清政府采取的贸易歧视政策的背后，只是一种纯粹的感性自
大和盲目憎恶，并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支持，既昧于外情，又对自己
政策的目的糊里糊涂，这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弹，其结果导致冲突在所
难免。
也来搅搅这滩混水，说说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内容:
我个人比较倾向迷糊的观点，也认为经济形态对社会总体
结构有最后的影响。可书生说的也有道理，同是有着悠久
的经商传统，阿拉伯世界实行的是政教合一，没有欧洲似的
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更没能产生工业革命。欧洲的移民
们来到了美洲，英国人为主体组成的国家就比别的欧洲人
建的国来得成功得多。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不论您持的是文化决定论还是经济决定论，我想大家应该
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商业文明是产生现代文明的必要因子。
可单有商业传统并不够，有经商传统的并不一定能产生现代
文明(如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
调整。由于各个国家文化都不一样，所应进行文化调整的内容
，调整的侧重点都应该是不同的。这一百多年来，有些文化调整
成功了，其它的大多数仍处在摸索阶段。在没能实现现代化
国家里，否定自己文化，认为出路只有全盘西化的人比比
皆是。可观察一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前后进国家就可以看到，
这种全盘否定似乎没有必要。
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该做哪些调整。不妨用
几个邻近国家(地区)做做参照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香港，新加坡,台湾)
由这几个同是中华文化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现代
化的历程来看，商业文化大概是没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大陆最欠缺的了。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所培养的是守成认命，内缩性的保守性格,我们推崇的
是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的生命哲学，强调的是尽人事,知天命的
人生观.与商业社会向外发展的冒险精神格格不入。明清两代的
海禁,更加剧了这种自足守成的格局。我们也曾经有过局部地区
(如上海等)源于外部压力的商业发达，可最终还是被反商厌商的
内陆意识所吞灭了(1978年前)。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是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史。鸦片战争是英国的工商文化
和大清的农业意识之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可
视为农业文明打败了工商文明。文革，八九政治风波也带有
这两种文明冲突的深深痕迹。
如果说欠缺商业文化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主因，那么是什么
文化因子阻碍了商业意识的培养呢？在别的华人地区，他们
又是如何跨过轻商的门槛呢？
下帖续谈。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0:29
标题: 第五个现代化
回应:
这个提法是俺坐牢前就糊大字报提出来的，
那时候俺还是电工。^o^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那岂不便宜事都让旁观占去，横竖都是你有
理了？^o^
其实，电工师傅当时颇有见识。不过，现代化
不止那割裂的四项，所以第五的排名如今说起来
也不是很准确，也不那么必要了。
商业文化是不是等于现代化，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
索取权？
旁观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香港，新加坡,台湾)
老猪答曰：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不过，日本、韩国、台湾，乃至一定程度上的香港
的经历告诉我们，儒家文化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其它东方文化，并没有妨碍商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关于全盘西化的说法，那是新文化时期一些知识分子针对
中国积习深重、严重落伍的情况下，提出的大胆命题。
仿佛鲁迅说的，为了开天窗，就喊打破屋顶。抛开这些
论者本身的对错不说，如今全盘西化的帽子往往是扣在
那些主张大胆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思想和体制的人的头
上，而这些人往往又会辩护说：我没有主张“全盘”！但是
怎么辩解，“全盘”的帽子要逃不掉。因为“全盘”就
突显其思想极端、数典忘祖，甚至出卖民族，等等。非
用“极端”一词，不足以彰显其罪。因为只“西化”已经是谁也
逃不掉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西化
了很多，拿老祖宗的一套说教框架来发聋振聩，抵御西风，
已经不灵验了，就是那些说要彻底抛弃西人思维和理论框架
的新潮反帝人士，也还找不出来脱离西化痕迹的新理论构架，
只能在那里解构，却也建构不出什么彻底脱胎换骨的东西。
所以“西化”只要不是“全盘”，便不是罪过，罪过在“全
盘”。
可是，就是你想“全盘”，就“全盘”得了吗？人们常把
彼得大帝变法、明治维新、土耳其基马尔共和等等，举为
全盘西化以图强的例子。但是，多么彻底的吸收和变革，
也不可能消灭原有的文化精神。今天的日本，多么西化，
也是日本，而不是美国，而且还保留了很多东方传统，并
成功出口到西方。空手道、“忍”、豆腐、围棋，等等，
这些渊源来自中国的东西，是由日本介绍到西方现代社会的。
所以，“全盘西化”如今只是个扣人脑袋的大帽子，“全盘”是
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也没有人主张“全盘”，拿它做
靶子，其实很空泛，往往只是借力打力，另有所指。
另一方面，这传统文化，不管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还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或韩国的传统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说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历史变迁，内外不
断冲击，和皇朝时代的纲常礼教相比，虽然可以找到内在延续
性，但是外表甚至核心上，都已面目全非了。
姑且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都囫囵吞枣地归到西方文
化一大类，那么，这种文化，已经和几百年前，甚至几十
年前的西方文化有重大不同。
当北美殖民者踏上新大陆时，殖民者社区内的一些纲常礼教，
有些是今日西方民主文化的渊源，有些则和中国旧时甚至
现在的社会和政治传统，有更多的共性，包括社会思想和道德
统一化，信仰和道德法律化，政府和社区负有制定信仰和
道德规范的职责，控制个人自由等等。
所以，所谓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一些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特色，与其说是西式，倒不如
说是现代式，如果因为他们先出于西方而本能地排斥，
实际上是阻碍本民族文化实体的现代化。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1:36
标题: 商业文化，高级的和低级的
回应: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商业文化不一定是现代化的终极。可现代化的国家
无一不是工商社会。也可以说，成熟的商业文化是现代
社会的必要成份。当然，商业文化本身也在发展中，
十九世纪的商业文化就与现代商业在游戏规则，规模，
运作方式等方面大不相同。相对来讲，现代的商业规则
就比过去合理和平等得多，这是一个“低级”向“高级”
过渡的过程。
++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索取权？
人们对什么样的现代化心里有不同的期望。在民
主制下，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并非为“新保守主义”找论据。
而是通过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
找出阻碍我们自身商业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您说的不错，
这里有政治时局，内部民情，具体领袖发挥的影响力等，
但是可以看到的共同公分母是重商。这个因素同时也是
和我们自己发展道路反差最大的一个，中国百多年来的
历史，不能不说是一部反商，杀富济贫的历史。这种对
私有财产随意剥夺的极端平均主义文化，是与商业文明
格格不入的。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这里我并没有否认“民主化”的必要性，当然在民主化进程的
快慢及步骤上你我之间或许有些分歧。我的目的在于分析为
什么中国人老是找不到现代化的踏脚板。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并不新鲜。五四时期西方思潮就大量涌入，为什么
中国的读书人最终没有选择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的资本
主义，而选择了同是对商业文明有著强烈排斥色彩的共
产主义？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里反商+官僚文化的
深层意识。
回应帖 3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2:45
标题: 也说全盘
回应:
同意你的全盘说。
其实，即使说全盘，大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你比较侧重政制，我比较重经济结构。他人可能
对文化情有独衷，大家学到的都只是一方面。
回应帖 4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0:46
标题: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回应:
俺也基本同意你的说法。
姑且套用“西化”之说，把具有人类共性的现代化
文化因其先产之地定义为“西化”，就像土豆已经
很土，有些地方却叫“洋山芋”，胡琴已经是东土
大汉族正宗乐器却脱不了“胡”字一样。
那么，先前曾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之说，那是文革时的心态，其实本意不是说
一定要种草不种苗，只是以极端方式强调维持主义纯洁之
重要。
那么老猪来玩回悬的，走个钢丝，套用这个局式，乃曰：
宁要穿长袍马褂的民主派，不要穿西服打领带的专制派。
如今，洋烟洋酒好进，民主思想难入。牛仔裤哪怕是
香港出的或本地产的，也要说成美国牛仔裤，可是这
民主，或者不收，或者要缝上“社会主义”标签，可是
“社会主义”本身却走了样，于是又在“社会主义”上钉
个“中国特色”标签，缝缝补补凑合着活，可是洋烟
却弥漫于天下，这回可不是炮舰强送来的。
听说东土时兴整容，纷纷求郎中给改鼻子，明白表示，“俺
要变成西式一点”，当然也要跟洋人强调：“俺们是要保持
中国特色的，鼻子虽要加大，但是不会跟你们这样大。”
老猪鼻子倒挺大挺长，滴着涎液，伸一伸能吓死几十口子。
不必去挨这一刀。
话说俺潜回东土作案时，满街净见那米国名牌牛仔裤，米
国闻所未闻，不知那里猪仔缝制的，却要谦虚地做了好事
不留名，帮米国扬名。可见百姓是不反美而亲美的。
老猪却专要寻绣着万字图案的褂子，却是久寻不遇。
偶尔看到了，也是为了招揽洋主顾，印上团龙图案。布衣
穿龙袍，也算民主一回？
说实话，那西服穿法，也是有了中国特色，而且特色的
狠，只是往往是心里想着西化，行动中却不自觉地形成了
中国特色，自己还不一定晓得。
杂志上要来点美女，结果往往是西洋美女，连橱窗里
的衣裳模特，也是洋妞。
要不姑娘小伙都受刺激，要找郎中把鼻子做大些呢。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所以，也亏了拒绝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否则
真离全盘西化不远了。^o^
回应帖 5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1:58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回应帖 6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2:20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内容:
我个人比较倾向迷糊的观点，也认为经济形态对社会总体
结构有最后的影响。可书生说的也有道理，同是有着悠久
的经商传统，阿拉伯世界实行的是政教合一，没有欧洲似的
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更没能产生工业革命。欧洲的移民
们来到了美洲，英国人为主体组成的国家就比别的欧洲人
建的国来得成功得多。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不论您持的是文化决定论还是经济决定论，我想大家应该
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商业文明是产生现代文明的必要因子。
可单有商业传统并不够，有经商传统的并不一定能产生现代
文明(如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
调整。由于各个国家文化都不一样，所应进行文化调整的内容
，调整的侧重点都应该是不同的。这一百多年来，有些文化调整
成功了，其它的大多数仍处在摸索阶段。在没能实现现代化
国家里，否定自己文化，认为出路只有全盘西化的人比比
皆是。可观察一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前后进国家就可以看到，
这种全盘否定似乎没有必要。
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该做哪些调整。不妨用
几个邻近国家(地区)做做参照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香港，新加坡,台湾)
由这几个同是中华文化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现代
化的历程来看，商业文化大概是没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大陆最欠缺的了。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所培养的是守成认命，内缩性的保守性格,我们推崇的
是安贫乐道,安分守己的生命哲学，强调的是尽人事,知天命的
人生观.与商业社会向外发展的冒险精神格格不入。明清两代的
海禁,更加剧了这种自足守成的格局。我们也曾经有过局部地区
(如上海等)源于外部压力的商业发达，可最终还是被反商厌商的
内陆意识所吞灭了(1978年前)。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是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史。鸦片战争是英国的工商文化
和大清的农业意识之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可
视为农业文明打败了工商文明。文革，八九政治风波也带有
这两种文明冲突的深深痕迹。
如果说欠缺商业文化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主因，那么是什么
文化因子阻碍了商业意识的培养呢？在别的华人地区，他们
又是如何跨过轻商的门槛呢？
下帖续谈。
回应帖 1
姓名: 猪头书生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0:29
标题: 第五个现代化
回应:
这个提法是俺坐牢前就糊大字报提出来的，
那时候俺还是电工。^o^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那岂不便宜事都让旁观占去，横竖都是你有
理了？^o^
其实，电工师傅当时颇有见识。不过，现代化
不止那割裂的四项，所以第五的排名如今说起来
也不是很准确，也不那么必要了。
商业文化是不是等于现代化，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
索取权？
旁观曰：
日本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韩国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中华文化+商业文化 ---- 能够产生现代化。
(香港，新加坡,台湾)
老猪答曰：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不过，日本、韩国、台湾，乃至一定程度上的香港
的经历告诉我们，儒家文化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其它东方文化，并没有妨碍商业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关于全盘西化的说法，那是新文化时期一些知识分子针对
中国积习深重、严重落伍的情况下，提出的大胆命题。
仿佛鲁迅说的，为了开天窗，就喊打破屋顶。抛开这些
论者本身的对错不说，如今全盘西化的帽子往往是扣在
那些主张大胆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思想和体制的人的头
上，而这些人往往又会辩护说：我没有主张“全盘”！但是
怎么辩解，“全盘”的帽子要逃不掉。因为“全盘”就
突显其思想极端、数典忘祖，甚至出卖民族，等等。非
用“极端”一词，不足以彰显其罪。因为只“西化”已经是谁也
逃不掉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西化
了很多，拿老祖宗的一套说教框架来发聋振聩，抵御西风，
已经不灵验了，就是那些说要彻底抛弃西人思维和理论框架
的新潮反帝人士，也还找不出来脱离西化痕迹的新理论构架，
只能在那里解构，却也建构不出什么彻底脱胎换骨的东西。
所以“西化”只要不是“全盘”，便不是罪过，罪过在“全
盘”。
可是，就是你想“全盘”，就“全盘”得了吗？人们常把
彼得大帝变法、明治维新、土耳其基马尔共和等等，举为
全盘西化以图强的例子。但是，多么彻底的吸收和变革，
也不可能消灭原有的文化精神。今天的日本，多么西化，
也是日本，而不是美国，而且还保留了很多东方传统，并
成功出口到西方。空手道、“忍”、豆腐、围棋，等等，
这些渊源来自中国的东西，是由日本介绍到西方现代社会的。
所以，“全盘西化”如今只是个扣人脑袋的大帽子，“全盘”是
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也没有人主张“全盘”，拿它做
靶子，其实很空泛，往往只是借力打力，另有所指。
另一方面，这传统文化，不管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还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或韩国的传统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说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历史变迁，内外不
断冲击，和皇朝时代的纲常礼教相比，虽然可以找到内在延续
性，但是外表甚至核心上，都已面目全非了。
姑且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都囫囵吞枣地归到西方文
化一大类，那么，这种文化，已经和几百年前，甚至几十
年前的西方文化有重大不同。
当北美殖民者踏上新大陆时，殖民者社区内的一些纲常礼教，
有些是今日西方民主文化的渊源，有些则和中国旧时甚至
现在的社会和政治传统，有更多的共性，包括社会思想和道德
统一化，信仰和道德法律化，政府和社区负有制定信仰和
道德规范的职责，控制个人自由等等。
所以，所谓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一些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特色，与其说是西式，倒不如
说是现代式，如果因为他们先出于西方而本能地排斥，
实际上是阻碍本民族文化实体的现代化。
回应帖 2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1:36
标题: 商业文化，高级的和低级的
回应:
++要是把商业文化作为现代化动因和终极，
++再把哪里实现了商业文化就定位为现代文化，
商业文化不一定是现代化的终极。可现代化的国家
无一不是工商社会。也可以说，成熟的商业文化是现代
社会的必要成份。当然，商业文化本身也在发展中，
十九世纪的商业文化就与现代商业在游戏规则，规模，
运作方式等方面大不相同。相对来讲，现代的商业规则
就比过去合理和平等得多，这是一个“低级”向“高级”
过渡的过程。
++同样的现代化，
++作为有各种利益、欲望和理念的人，更喜欢
++什么样的现代化？有没有选择权和批评权和索取权？
人们对什么样的现代化心里有不同的期望。在民
主制下，当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
++就算这些实体都实现了现代化或曰现代化文化，
++但是这里有走向民主化的，有以威权资本主义
++制度而著称的。其原因，不能单单归于经济模式。
++这里有文化传统因素、政治时局、内部民情、
++外来因素、甚至具体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等等。
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并非为“新保守主义”找论据。
而是通过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的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
找出阻碍我们自身商业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您说的不错，
这里有政治时局，内部民情，具体领袖发挥的影响力等，
但是可以看到的共同公分母是重商。这个因素同时也是
和我们自己发展道路反差最大的一个，中国百多年来的
历史，不能不说是一部反商，杀富济贫的历史。这种对
私有财产随意剥夺的极端平均主义文化，是与商业文明
格格不入的。
++而且－－－－－也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出现。
++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重纪律、重集体，排斥政治民主
++和个人人权的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已经从根本上
++被东方一些政治经济实体的经历所否认。
这里我并没有否认“民主化”的必要性，当然在民主化进程的
快慢及步骤上你我之间或许有些分歧。我的目的在于分析为
什么中国人老是找不到现代化的踏脚板。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并不新鲜。五四时期西方思潮就大量涌入，为什么
中国的读书人最终没有选择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的资本
主义，而选择了同是对商业文明有著强烈排斥色彩的共
产主义？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里反商+官僚文化的
深层意识。
回应帖 3
姓名: 旁观
日期: January 15, 1999 at 18:12:45
标题: 也说全盘
回应:
同意你的全盘说。
其实，即使说全盘，大家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你比较侧重政制，我比较重经济结构。他人可能
对文化情有独衷，大家学到的都只是一方面。
回应帖 4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0:46
标题: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回应:
俺也基本同意你的说法。
姑且套用“西化”之说，把具有人类共性的现代化
文化因其先产之地定义为“西化”，就像土豆已经
很土，有些地方却叫“洋山芋”，胡琴已经是东土
大汉族正宗乐器却脱不了“胡”字一样。
那么，先前曾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之说，那是文革时的心态，其实本意不是说
一定要种草不种苗，只是以极端方式强调维持主义纯洁之
重要。
那么老猪来玩回悬的，走个钢丝，套用这个局式，乃曰：
宁要穿长袍马褂的民主派，不要穿西服打领带的专制派。
如今，洋烟洋酒好进，民主思想难入。牛仔裤哪怕是
香港出的或本地产的，也要说成美国牛仔裤，可是这
民主，或者不收，或者要缝上“社会主义”标签，可是
“社会主义”本身却走了样，于是又在“社会主义”上钉
个“中国特色”标签，缝缝补补凑合着活，可是洋烟
却弥漫于天下，这回可不是炮舰强送来的。
听说东土时兴整容，纷纷求郎中给改鼻子，明白表示，“俺
要变成西式一点”，当然也要跟洋人强调：“俺们是要保持
中国特色的，鼻子虽要加大，但是不会跟你们这样大。”
老猪鼻子倒挺大挺长，滴着涎液，伸一伸能吓死几十口子。
不必去挨这一刀。
话说俺潜回东土作案时，满街净见那米国名牌牛仔裤，米
国闻所未闻，不知那里猪仔缝制的，却要谦虚地做了好事
不留名，帮米国扬名。可见百姓是不反美而亲美的。
老猪却专要寻绣着万字图案的褂子，却是久寻不遇。
偶尔看到了，也是为了招揽洋主顾，印上团龙图案。布衣
穿龙袍，也算民主一回？
说实话，那西服穿法，也是有了中国特色，而且特色的
狠，只是往往是心里想着西化，行动中却不自觉地形成了
中国特色，自己还不一定晓得。
杂志上要来点美女，结果往往是西洋美女，连橱窗里
的衣裳模特，也是洋妞。
要不姑娘小伙都受刺激，要找郎中把鼻子做大些呢。
宁要扩大鼻子，不要扩大权利？
所以，也亏了拒绝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否则
真离全盘西化不远了。^o^
回应帖 5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1:58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回应帖 6
姓名: 猪悟能
日期: January 21, 1999 at 14:22:20
标题: 本想说“俺同意”，可是。。。
回应:
怕成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吹鼓手，沦为替帝国主义
掠夺东土打先锋的野猪精。^o^
老猪愚见，儒家文化中确实有重官轻商心态。俺取经
成了正果，不是赏钱，而是赐个封号。不过，官商结合，
以官为本而经商，则是作官的并不推辞的美事，而经商
的也要捐个功名讨个官衔。老猪顶着“净坛使者”名号去
天下庙宇吃吃喝喝，就比做普通的行脚僧讨斋化缘方便
得不知多少了。
西门庆一班市井之徒，颇通经商之道，然后终要作官，
方显得是人上之人，以官敛财，更是财源滚滚。
所以东土文化中不乏商业精神。东土文化有务实性，
商人倍出，声扬四海。只是受官本位文化影响，商人
或者要依附于官，作威作福，或者闷头挣钱，甘做贱
民，只要兜里有银子就知足了。
所以老猪赞同东土要有商业精神，没有商业文化便
没有现代文化。不过，这商业文化不能依附于官
本位文化，必须是承认公私有别，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任意侵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老猪讨吃的，或者
凭人施舍，或者拿银子去卖二两稀粥，绝不能亮个
“净坛使者”的字号，就闯入人家厅堂，大咧咧坐
在那里，颐指气使，又白吃白喝。
故此旁观说的对，老猪却要跟进强调：这商业文化不
能是官本位下的商业文化。
不过老猪插猪嘴补上两点：
第一，有人常以“经济挂帅、吃饱要紧”来搪塞政治上的
民主化，这种想法只能鼓励出来那些屈从于官本位的
浑浑噩噩的商贩。最要命的是打着“无产阶级代表”旗号，
去效仿新加坡，行那“威权资本主义”之事，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最后两头尴尬，不伦不类，捂住的矛盾
反捂出烂疮来。
第二，鼓励经商并不意味着商业压倒一切，人人皆需下海。
社会应有多样化，作为个人可以有追求政治、科研、文化事业，
或寻求精神信仰的自由选择。庙里的和尚自家思俗要赚钱，
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把他们说为寄生虫，逼着他们成为劳动者，
就是以官为本来糟践宗教自由了。
